中国海盗湾

实习记者◎俞力莎   摄影◎张雷

　　2002年，沈磊辞职去了法国里昂，想给自己的人生找点新的目标。在国内从事广播电视技术工作的他，初到法国学的是计算机，没曾想两年后的一次普罗旺斯之旅，竟让一杯醇香浓郁的葡萄酒改变了他之后的人生轨迹。

　　从里昂进入普罗旺斯的途中，沈磊在德隆省（La Drome）旭兹拉如思（Suze La
Rousse）小镇上停下了脚步。在小镇半山上，有一座建成于12世纪的古老城堡，热爱葡萄酒的法国人在这里开设了一所举世无双的葡萄酒大学（Universite
du
Vin），虽然在法国不少大学都有与葡萄酒相关的学院与专业，但如此命名的却唯有这里。这所成立于1965年的大学，办学初衷只是为了教授当地的葡萄园主一些宣传、推销葡萄酒，以及法律、经济及管理方面的技能，直到1978年才真正成为一所大学。如今，和葡萄酒有关的任何课程，都能在这里找到。人们既可以来此攻读学位，也可以参加短则一日，长则数月的短期培训。沈磊好奇地体验了为时一天的初级培训，却意外发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兴趣。不久后，再次来到这里的沈磊，已经成为葡萄酒大学的一名新生了，他将在这里攻读葡萄酒与葡萄酒法律硕士学位。

　　训练对葡萄酒的敏感度，是沈磊第一年里主要的学习任务。从入学后的第一周开始，他就开始了高密度的试酒训练，以产区为划分顺序，每天都要品尝三四十种葡萄酒，每两三天更换一次产区，大产区之下还包含若干小产区，最小的产区仅占地两公顷，年产量1000多瓶。两三个月下来，他品尝了不下千种葡萄酒，尽管每尝完一种酒都会清洁口腔，保持味蕾敏感度，但还是“一开始舌头都喝麻了”。不过，一两周后沈磊已经适应了这种训练，对他而言，最大的难题还是如何克服东西文化差异造成的有关味道基准的障碍。学校里本来就罕见亚洲面孔，他是仅有的两个中国人之一。他与另一个来自台湾地区的同学交流时，常常头疼于西方人的那套葡萄酒描述语言。“比如说我们常用花香来描述葡萄酒的味道，但是我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金盏花，什么又是鸢尾花。再比如葡萄酒的果香，欧洲的水果要细分成草莓、覆盆子之类的红色水果，以及黑加仑、桑葚之类的黑色水果，他们的李、杏还跟国内不一样，法国的李子国内叫黑莓。”

　　为了找到味道的基准，沈磊尽可能地找机会去尝试各种味道，也养成了什么都要闻一闻的习惯。他会去农贸市场尝尝各类瓜果蔬菜，也会去葡萄地里闻一闻土壤和鹅卵石的气味，“葡萄酒里有时会有一些烧石灰、矿物质的味道，这些都来自土壤”。还可以用学校提供的众多香味瓶做辅助训练，基本上所有味道都能从中找到。沈磊还记得第一款给了他方向感的葡萄酒，“那是来自阿尔萨斯的琼瑶浆（Gewurztraminer），香味很浓，特别是能闻到中国人很熟悉的荔枝味，当时我就觉得特别亲切”。他渐渐有了得心应手的感觉，有的酒香味单纯，有的酒混合了多种味道，如香水般有前调、中调、后调的不同变化，但这些都不再是对嗅觉与味蕾的考验，而是一种自然的享受。“不过，法国对葡萄酒的规定是很严格的，不像新世界的酒很多加了香料，味道就不太容易分辨了。”

　　有些葡萄酒单宁（葡萄酒的苦涩味道）重，太涩或太酸，都不适合单饮，配餐则大有讲究。“在法国的高档餐厅里，葡萄酒和大厨的地位一样重要。有些酒是只能在餐厅喝到的，所以往往有人是先点酒再搭配菜式。”葡萄酒大学很看重学生的实习，沈磊就曾经在里昂一家米其林两星餐厅实习过两个月，主要任务是管理酒库和试酒，“带我们的试酒师在2002年曾经被评为法国最优秀的试酒师。大厨每次换菜单，都要首先跟他进行沟通，看看这段时间需要推出哪几款葡萄酒”。葡萄酒是有生命周期的，一旦过了成熟期品质就开始走下坡路，所以试酒师要及时把到达成熟期的葡萄酒信息反馈给大厨。“法餐总体口味清淡，讲究食材的原汁原味，所以有时候膻味、腥味较重，就需要一些带酸度的酒来调和一下，比如阿尔萨斯的雷司令就非常适合搭配法餐。”沈磊向本刊记者介绍，这家餐厅大厨的拿手菜就是里昂的地方菜，包括最出名的牛胃，而当地菜配当地酒是葡萄酒配餐时的重要原则。让他印象最深的是牛胃搭配一款教皇新堡（Chateauneuf-du-Pape）的干红，“那款酒有一种澎湃的感觉，酒精度高，能盖住内脏的膻味.单宁细腻柔和，与肉质配合，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果香、甘草香，让人觉得很舒服”。沈磊自己最喜欢的组合则是用三四分熟的牛排搭配班朵类酒庄（Cave
de
Bandollet）的红酒。班朵类是他从葡萄酒大学毕业后曾经就职过的酒庄，是地中海边上的一个产区，面朝大海，三面环山，气候温暖湿润，种植的葡萄品种叫穆维多（Mouvèdre），酿出的酒“细腻，阴柔，是一种女性气质的酒”。“牛肉经过简单煎烤后，产生大量的汁液，需要用细腻的酒去盖过它的腥膻味，而且牛排口感丰富，太强烈的酒会破坏这种风味，带一点胡椒、甘草香的酒就很合适。”

　　“中餐口味重，调料多，配红酒的话，就要选择那些偏重果香、单宁柔软、口感舒适的酒。”单宁、酸度和酒精度并称为红酒的三大元素，要从中挑选合适的酒确实有些为难。相比之下，白葡萄酒就好配多了，因为它是不浸皮发酵而成的，没有什么单宁，清新爽口。沈磊很喜欢阿尔萨斯的至尊（Gentil）白葡萄酒，用了阿尔萨斯5种顶级的葡萄——琼瑶浆、灰皮诺（Pinot
Gris）、雷司令（Reisling）、白皮诺（Pinot
Blanc）、斯万娜（Sylvaner），酒香馥郁，有玫瑰花香，口感柔顺、细腻，微微发甜，略带些许矿物质的味道，回味纯净，很适合搭配河鲜、海鲜类菜肴。“中国人对白葡萄酒认识不多，主要是因为国内的白葡萄酒做得不好。白葡萄强调花香、果香，因此在酿造工艺上的要求更高。”根据沈磊的介绍，采摘白葡萄的时间一般在上午7点至10点，温度高了水分易挥发，“有时候甚至要半夜去采”，而在压榨过程中，需要全密封、低温条件，防止氧化破坏果香与花香，而且“不能压得太狠，因为葡萄籽里面的油会毁酒”。这样一来，“100公斤的葡萄只能酿出几公斤的白葡萄酒”。

　　“糖分较高的甜酒也很适合搭配中餐，特别是麻辣类炒菜以及甜点。法国有一个著名的甜酒产区，叫薄雾威尼斯（Beaume de
Venise），那里酿的甜酒用的是当地特有的葡萄品种——小粒麝香（Muscat à Petits
Grains）。”麝香葡萄往往生长在天气炎热的地区，适合酿造香气馥郁的天然甜酒。而小粒麝香是最古老的麝香品种，酿造出的酒风味独特，“比如薄暮威尼斯酒庄的红甜酒酒香丰富复杂，有突出的巧克力香味，桔畔酒庄（Domaine
de Durban）的白甜酒酒香中充满多种异域水果的芬芳，有着与众不同的细腻，还间杂鲜花香和微微的薄荷清香”。
　　葡萄酒之所以有如此丰富多变的味道，土壤是最为法国人看重的一个影响因素。因此，对土壤的分析，也成了沈磊要学习的最重要内容。他告诉本刊记者：“法国葡萄酒这样一个概念，之所以要选择适合的葡萄品种，目的就是为了把土壤的特点充分凝聚到果实里。葡萄可以引进，工艺可以学习，唯有土壤是独一无二的。”对土壤的学习不是简单的土质分析，而是对整个产区特点的分析。葡萄酒大学所处的旭兹拉如思小镇虽然没有什么明星酒庄，但是土壤也非常有特色，下面是黏土，上面天然铺就一层鹅卵石。鹅卵石白天吸收热量，晚上释放出来，提供了相对恒温的环境。这种结构还有利于排水，使得葡萄的含糖量高。另外，同样的葡萄，种在山坡还是山脚、阳坡还是阴坡，也会造成区别：海拔上升则温度下降，采摘时间就得延后；阳光照射时间很重要，太少则酸，太多则甜。

　　“通常葡萄地因为经常要杀虫、除草，所以都非常干净，但是也有些葡萄地走进去看就像花园一样，满地小野花，还有不少昆虫、小动物，那是遵循了一种生物动力技术的种植理念。”这种技术是由德国哲学家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于1924年首先提出的，其宗旨是绝不施用杀虫剂、除草剂、化肥和任何对人体有毒害的化学产品，通过提高植株自身的自然抗病、抗虫能力，以及选择时令、运用自然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来促进其茁壮成长。“比如最明显的，因为有野草争夺地里的水分，就会迫使葡萄将根扎得更深，从而吸收更深处土壤的特色。用这种葡萄酿出的酒，味道天然、纯净，毫不掩饰缺点，会偏酸，但搭配中式烤鸭却是绝妙。”

　　还有一个有趣因素就是葡萄的树龄，在法国的传统产区有不少树龄超过百年的葡萄树。“老葡萄树产量仅为年轻葡萄树的1/3至1/2，但所结果实能凝聚最大限度的糖分、单宁、香味及养料。用老葡萄果实酿的酒更有储存、升值的潜力。不过由于低产量，很多地区都已经摒弃老葡萄树而重新栽种新葡萄树了。”沈磊不无惋惜地说。

　　沈磊觉得，对土壤特点的强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在确立产品特色方面是有帮助的，但在市场推销时也会给消费者带来辨识度上的困难，因为同一产区内有很多酒庄。所以法律规定酒标上必须同时标明产区和酒庄，每瓶葡萄酒都有了两个身份”。在法国，葡萄酒的各项环节，从葡萄的种植、收获到酒的酿造、装瓶、销售等都有严格规定，沈磊在葡萄酒大学的第二年，着重学习的就是关于葡萄酒的法律知识。

　　“现在法国新的时尚焦点是粉红酒（Vin
Rosé)，最出名的是普罗旺斯的粉红酒。今年夏天法国的粉红酒就卖得特别好，销量大概增长了50%，其他酒的销量则都有所下降。”最后，沈磊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国内很少见到的粉红酒：“这种酒采用的是红酒的酿造方法，但是果皮的浸泡时间短，大概只有一两个小时，因为葡萄酒的颜色主要是来自果皮。粉红酒的口感介于红、白葡萄酒之间，适合单饮，法国年轻人就很喜欢把它当成夏日的冰爽饮料，也可以配菜，搭配三文鱼、家禽、带奶油汁的菜都不错，适用范围很广。”■

◎苗炜

　　2005年5月，在西西里的3天，我喝了至少300种葡萄酒。从罗马转机到巴勒莫，我和酒商老李在机场等人来接机。老李娶了个意大利媳妇，专门做意大利葡萄酒的进口生意，我们到这里参加一个葡萄酒推广会。来接机的是像模特儿一样标志的两个小伙子，穿着合体的西装，领带比较夸张，能说，叽里呱啦说了一路。环岛公路能让你随时看到大海，阳光耀眼，路边满是葡萄园。这样开了一小时，就到了西西里小城马莎拉。不去酒店放行李，就直接把我们扔到了展销会现场，现场大概有100家摊位，每家都有若干种葡萄酒，小伙子热情地说，尝尝吧。马莎拉出产西西里岛一种很特别的餐后酒，据说在古罗马时代就有了，到18世纪60年代，马莎拉甜酒已经遍及世界各地。意大利政府在1931年10月15日颁布了一条法令，对马莎拉的产地做出了明确规定。这是意大利关于法定地区（DOC）葡萄酒的第一项完整的法规。我没喝过马莎拉甜酒，倒是尝过意大利的葡萄烧酒，这一次，各种甜酒烧酒敞开来喝。每个摊位前都有一个大桶，让你尝了酒之后吐出来，即便这样，100个摊位转下来，也足够把你喝得晕头涨脸。酒商老李比较矜持，遇到可口的酒，就停下来和人谈价格。我和老李抱怨，葡萄酒的价格实在太玄虚，他给出了一个最好的建议——到北京，找那些专门服务于洋人的超市，意大利酒75元的就不错，从75元的酒喝起，慢慢尝试100元以上的。我知道，在巴黎，超市里的葡萄酒，2欧元的就挺好，20欧元以上的就算相当好了。老李的原则是，找便宜酒，从西西里岛运到中国，摆到超市里，价格还在100元上下。他劝我：“你别着急学这些葡萄酒的知识了，葡萄酒要在中国有更大的市场，绝不是每个人都自己去学着欣赏红酒，比较好的路径是培养侍酒师，然后到高档一些的饭馆里为客人服务，中餐厅如果能有人在吃饭的时候点上几瓶葡萄酒，那这个市场才会逐渐打开。”

　　马莎拉小镇上的旅馆，有厚厚的百叶窗，外边永远是刺眼的阳光，因为空气清新，这里的光线有更强的穿透力。头一个晚上，我们被请到多纳福加达酒庄大吃大喝了一回，酒庄老板Giacomo
Rallo是西西里葡萄酒协会的副主席，女主人Gabrialla现场演唱了一曲意大利歌剧。第二天晚上接着去酒庄——酒庄里摆着大缸，缸里面是通心粉、柑橘、橄榄，几个壮硕的男子表演了一个舞蹈，是表现制造海盐的劳动过程的。在看这个舞蹈的时候，我忽然明白——葡萄酒并不只是酒桌上的玄妙学问，它是农业生产，柑橘、葡萄上都凝结着辛勤的劳动，它还是一种纽带，连接着我们对于土地的感情。

　　在马莎拉的展览会结束后，我们在巴勒莫市逗留一日，寄宿在老李的朋友家里。这家的两口子，都是意大利《共和报》的记者，他们陪我们浏览市容，招待我们吃了一顿晚饭。晚饭从21点半开始，一直吃到凌晨两点。还有一位中年女性作陪，5个人喝了5瓶葡萄酒，那真是一顿愉快的晚餐，饭馆的老板娘每拿上来一瓶酒，就叽里呱啦地介绍一番，老李给我翻译——这是西西里哪个村子的酒，那是西西里哪个村子的酒。喝完葡萄酒，接着在饭馆里喝烈酒，回到家里再尝尝茴香酒。第二天去机场的路上，我还觉得晕乎乎的，西西里岛的阳光还是明晃晃的。

　　瑞士沃韦的阳光就显得收敛好多，那是2008年的春天，到沃韦之前，我从不知道这里还是个著名的葡萄酒产地，路上才看见山坡上大片的葡萄园。当天晚上在一家酒庄用餐，餐厅正对着日内瓦湖和连绵的雪山，有一种说法是，沃韦的葡萄酒受上天眷顾，拥有金、银、棕三个太阳。金色是真正的阳光，直接照射在陡峭山坡的葡萄园上。银色的太阳，是湖水反射的太阳光芒；而棕色太阳，则是指山坡上那些深棕色的石头被白天的阳光烤热夜间所散发出来的热量。酒庄主人的儿子负责接待我们，小伙子颇为羞涩，我们问他：“沃韦的葡萄酒怎么在中国看不到呢？你们不出口吗？”小伙子生硬地回答：“我们不出口，都留着自己喝。”这里的酒的确大多在瑞士境内就被消耗掉了。他们的葡萄酒节，每25年才举办一次，这大概是一种“瑞士时间”，低调而节制。

　　如果经过一定的训练，我现在就可以回忆出西西里葡萄酒和沃韦葡萄酒不同的味道。真正的酒客会告诉你，葡萄酒的香气通常分为三层：第一层香气是葡萄本身的香气，每个葡萄品种都有自己特有的香气；第二层香气产生于发酵过程当中；第三层香气是酒在发酵完成之后陈化过程中形成的。李飞，北京一家葡萄酒培训机构的老师，坐在我面前，桌子上摆着一个木头盒子，盒子里是54瓶香精，分别标注着“烟熏味”、“柑橘味”，“柠檬味”，这个工具叫做“酒鼻子”，记住这54种香味，是品鉴葡萄酒的基础课程。“盲品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香气来更好地识别葡萄品种。比如西拉（Syrah）酒中胡椒的香气（Pepper），琼瑶浆（Gewurztraminer）酒中荔枝（lychee）的香气，黑皮诺（Pinot
Noir）酒中樱桃（Cherry）的香气，白苏维翁（Sauvignon Blanc）酒中黑醋栗芽苞（Blackcurrant
Bud）的香气等等。酒精发酵是香气形成的重要过程，典型的香气有香蕉、菠萝、苹果。在白葡萄酒进行苹果酸乳酸发酵后，还会产生榛子和奶油的香气。酒在陈化过程中形成的香气，是一个将果香转变成为酒香的过程，香气会变得更细腻，更复杂。在葡萄酒成熟过程中，白葡萄酒会带有干果、杏桃的香气，红葡萄酒则会具备李子干和无花果的主要香调。橡木桶会给酒增添一些烘烤和烟熏的香气。地域也会对葡萄的香气有很大的影响。寒冷地带种植的葡萄，高酸水果的香气会多一些，例如柠檬、青苹果。温暖地带种植的葡萄，甜美水果的香气会体现得多一些，例如菠萝、芒果。葡萄园山坡中间的部分是最好的，阳光充足，土壤排水性好，空气流通佳。这样的地方出产的葡萄酒通常会有紫罗兰的香气，也就是好酒的代表香气。如果是在山脚下，通风不好，又比较潮湿，酒中就会出现类似蘑菇的香气。”

　　李飞，在英国念高中，上大学，然后参加葡萄酒培训课程，“学费并不是很贵，但喝酒的钱可真花了不少”。我相信，英国是一个喝酒的好地方。格雷厄姆·斯威夫特有本小说叫《杯酒留痕》，开头是3个人坐在酒馆里，面前是他们一位酒友的骨灰盒，人活一世，就像酒杯里留下的残痕。但饮酒的确是美妙的记忆，另一本英国小说《旧地重游》，两个小伙子喝雪利酒，喝勃艮第的葡萄酒，他们的品评是：这个酒稍微有一点羞涩，像一头大眼睛的羚羊，那个酒如同有花纹的妖精出现在织锦般的草地上。这是戴在雪白脖颈上的一串珍珠项链，那个像最后一匹独角兽。从历史上看，英国是最早享受法国葡萄酒的地方，他们的培训课程也是国际公认的权威。李飞回国后致力于葡萄酒的培训，经常飞到全国各地讲课，自然也免不了酒桌上的应酬，他的记录是9瓶酒。“咱们这里的白酒文化太强势，即便是喝葡萄酒，也讲究干。在南方，我们喝酒就是一满杯一满杯地来，我们说今天品酒，那就半杯半杯地干，不过，只有真正好真正少的葡萄酒才值得去慢慢品。”李飞说。

　　李飞的学生里有经销商、侍酒师，也有好多白领，因社交的需要来学习葡萄酒的知识，他的课程是让学生“懂得酒”，何为懂得？就是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酒，找到性价比最好的酒。在他看来，300到500元之间的就是好酒了，品鉴出其中的细微差别，才可以更好地去欣赏更贵的酒，否则，“你喝的就不是酒，而是酒标”。

郝子毅，是一家酒业公司的首席顾问，他的培训教室设在CBD一间写字楼的商铺里，其基础课程也是味道。“我们东方人对于味道的记忆不太敏感，这是因为我们很少用香水用香料，西方人能够很轻松地说出20多种香味。我们有一堂课，大家围坐一桌品酒，然后每个人必须说出一种香味，常常是一圈都转不下来，于是就有人说，这是初恋的味道，这是失恋的味道。这么说也没什么错，这是一种主观感受。你喝酒，就要建立一种味道的记忆，或者强化一下你的主观感受，这样才能记住一款酒。”郝子毅说。

　　葡萄酒爱好人士，大多会喜欢一套漫画书——《神之雫》。书名的第三个字该怎么发音？这个字是日文汉字，发成DA，是水滴的意思，在中文里读“nǎ”。这套漫画书最近引入中文版，故事的主人翁神咲雫是国际知名酒评家神咲丰多香的儿子，从小就跟着父亲到过许多葡萄酒产区，不过他并不想顺着父亲的安排走上酒评家这条路，跑到啤酒公司去当小职员。多年过去，忽然接到父亲的死讯，以及一份耐人寻味的遗嘱。神咲丰多香在过世前收了一个杰出的酒评家远峰一青当干儿子，然后设计了一个任务给自己的亲生儿子：神咲雫必须接受远峰一青的挑战，比赛看谁能猜对父亲所出的13道谜题，也就是所谓的“十二使徒”以及最终极的神之雫各是哪些名酒，只有赢的人才有资格继承遗产，包括一大批价值连城的藏酒。这套漫画在日本还在连载之中，十二使徒的谜底刚揭露一半。日本人收集资料和考证的认真态度，在这套漫画里表露无遗，每一支酒、酒庄的数据都很翔实，是一本非常好看的葡萄酒指南。神咲雫品尝到第一使徒的时候，他看到的景象是在覆盖着苔藓的幽暗浓密的森林深处，清澈池畔一对恩爱的情侣，这瓶酒就是来自勃艮第Chambolle-Musigny村，爱侣园(Les
Amoureuses)，2001年份的Domaine　Georges　Roumier，漫画书自然要用形象来描绘感受，神咲雫尝到一款酒这样说：“这是皇后乐队的华丽摇滚。”

　　现实中也有人这样来描述葡萄酒。齐绍仁没有酒气，整个人却好似处在微醺的状态，家在台湾，但北京的住所里就收藏着600多支葡萄酒。10年前去法国学葡萄酒酿造技术，出言直白，提到新世界的酒时，就会直截了当地说：“No
comments（无可奉告）。”因为他自己喝不习惯。提起旧世界的酒，会有一套一套的形容与比喻。“意大利的酒野性、泼辣，风情万种，就好像意大利的女人那样难以驯服。”“法国的酒比较柔和、优雅，不太让人轻易触碰，一旦深入了解却能发掘出很深厚的底蕴。”“西班牙的酒热情、活泼、爽朗、直白，是有男人味的酒。”他喜欢拿酒和人比较，有的酒像邦德，让女人又爱又恨的恶魔，有的酒像章子怡，聪明、可爱而又高傲，还有的酒像葛优，让人欢乐。齐绍仁的姐姐齐仲蝉是他一直挂在嘴边的名字，去年姐弟俩刚刚合作出版了一本书《法国人的酒窝》。齐仲蝉是一个资深的美酒美食作家，“她没有专门学过葡萄酒，但真的是很有天分”。某次参观中，在事先没有任何介绍的情况下，齐仲蝉喝了一款酒，叹道：“好像德彪西的音乐。”酒庄老板登时感动不已，觉得自己遇到了知音。

　　然而，也有人不会用皇后乐队或德彪西来品评葡萄酒。郭月，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葡萄酒酿造学及葡萄酒贸易硕士，目前为ASC的专业葡萄酒培训师。半杯葡萄酒，就已经是郭月的上限了。这个不胜酒力的女子，居然出生在一个葡萄酒酿酒世家，父母都是王朝葡萄酒的高级酿酒师，按她同事的话来讲，王朝的酒窖就是她家后花园，从小在里面泡大的。“以前只是把葡萄酒当作普通的饮料，跟着父母偶尔喝一点而已，到了澳大利亚后，才开始系统地学习关于葡萄酒的知识。”她本科学的是生物工程，所以到实验室里摆弄瓶瓶罐罐，是郭月再熟悉不过的了。让她好奇的是感官品尝学，最开始尝的是白开水，然后分别加入酸味、苦味等等各种味道，接着开始尝酒，也是不停地往里面加各种味道的物质。这样的课每周一次，每次都要尝40款左右的酒，“慢慢就觉得不一样的酒都是很有感觉的”。

　　阿德莱德大学有自己的酒厂，主要供学生们练习酿酒。“葡萄的品种、容器的大小、酵母的品种、添加的化学元素……这些都会影响酒的口感，而且很多条件是人力不能控制的，往往都不能达成和预期目标一致的结果。”毕业那年，郭月和同学一起酿造了一款西拉子（Shiraz，同Syran），用的是自己亲手采摘的葡萄，因为天气热的缘故，最后酿出的干红酒精度偏高，有15.3度。不过他们还是觉得很喜欢，因为“非常饱满、香甜”。虽然只有半杯的酒量，但郭月对酒的包容度却很高，“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偏好，在我看来，所有的酒都很好喝，只是有不一样的性格而已。而且我和父母常常感叹，每喝到一瓶不一样的酒，都好像经历了一次探险那样妙不可言”。

　　“人们对葡萄酒最敏感的是价钱。我们喝酒，就跟两个民工抬着一幅名画似的，不知道这个画的价值何在，但有人告诉你，这幅画50万元！我们就明白了，原来我们抬着50万块钱！”坐在自己的“青萍会所”里，吴剑心很是愤愤地说，“我刚上电视谈过两次葡萄酒，我谈的是酒品，但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一看，全掐了，就剩下我在那里谈钱，这个酒多少钱一瓶，那个酒多少钱一瓶，我最烦这种谈论葡萄酒的方式了。”尽管他开宗明义不愿意谈钱，但我们的话题还是和钱有关，他做葡萄酒期货、葡萄酒基金的生意：“你要是去法国名酒庄买酒，人家会好好接待你，好吃好喝，但不会跟你谈生意，他们的酒会直接给几个大经销商，要买酒去和商人谈，酒庄里的人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酿好酒。酒庄和酒商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他们不会操心市场上的问题。到3月、5月，法国酒庄会请经销商、品酒师来聚会，这时候全世界的买家就可以赌酒价了，这个生意很好玩，如果你玩得好，就可以像我这样，天天坐在家里喝葡萄酒了。”

　　吴剑心在美国做葡萄酒生意，但对新世界酒不太认可——“新世界的酒，好处是你能快速喝完，两个人开一瓶，20分钟之内喝完没问题。但好的法国酒，你就可以慢慢品。几个朋友一起喝酒，都是喝到后来才喝好酒。”他对国产酒更是持怀疑的态度——“国产酒有时候真可怕，从法国进口的原汁，成本10元，然后做一个磨砂瓶子，成本30元，再做一个好木头盒子，成本又是20元，这样的酒贴个酒标就卖给你几百上千，咱们的酒厂真的这么干过，把法国人都看傻了。搞葡萄酒旅游，盖个大酒庄，边上种着葡萄，你仔细一看，种的那葡萄是吃的，根本就不是酿酒葡萄！咱们是把葡萄酒的价格给喝上去了，但没有酒品。这东西是有历史的，好酒用的葡萄，葡萄藤要30年到50年、60年的年龄，咱们这里扩张产量，这块地去年种的是玉米，今年就种葡萄了，后年就喝到葡萄酒了，葡萄藤必须到一定年头才会在地下钻得深入，吸收矿物质，几年的秧子就出的葡萄酒，这是在自欺欺人。”

　　会所里有一个酒窖，我看到了成箱的“拉菲”，还有1瓶1900年的酒，3瓶20世纪30年代的酒，放在酒窖中一个特殊的位置，在拍卖市场上，这几瓶酒价值几百万元。尽管吴剑心不愿意谈钱，但还是诚恳地告诉我，这个酒窖里的酒价值在1亿元以上：“有了钱不能乱糟蹋，我买的酒都是能升值的，有投资价值的酒是最好的酒。”

　　郝子毅曾经应邀品鉴3款国产葡萄酒，盲品，然后给3种酒标出一个价格，因为有保密约定，他只能以ABC来指代这3款酒。我从他的描述中推断，他最认可的那款是长城桑干酒庄的干红，那也是奥巴马访华时的招待用酒，借此噱头销售良好。李飞强调：“这是品牌酒，品牌酒不等于品质酒，法国人把那些名酒庄的酒推向世界，但自己用20欧元就能喝到同样品质的酒，这就是葡萄酒的奥妙之处。”他再次建议我，先用舌头尝出几十块钱的酒和上千块钱的酒有什么差异。

　　在昌黎的华夏长城酒庄，酿酒师严大姐把3款酒摆在我面前，我知道其中一个价格偏低，一个在300元左右，一个在600元以上，品尝一番后，我最喜欢的是300元的那款，最不喜欢的是价格最高的那款，虽然没有完全颠倒，但当着酿酒师，把人家精心酿制的那个特别款当成最便宜的，实在让我有些尴尬。昌黎，一直是北京的水果之乡，盛产苹果、梨，原来只有一家果酒厂，现在则开辟了大片的葡萄园，有至少30家葡萄酒厂。某一天，在我家楼下的小卖部里，一个小伙子拿着两瓶葡萄酒要退货，说“酒变坏了”，瓶子上的酒标用汉语拼音写着“TIANDICHANGCHENG”，背后的标签是酒厂的名字和产区昌黎的字样。如果这是一款法国的日常餐酒，标明大产区就能够说明这个酒不算太差，更懂行的酒客会挑选自己喜欢的小产区，在我们这里，即便“昌黎”已经算得上是一个不错的葡萄产区，但它作为“葡萄酒产区”的信赖感还八字没一撇。华夏长城酒庄对这种状态也很无奈，他们已经开始标明自己的小产区，未来几年，人们会逐渐熟悉龙虎山或者柳河山谷。我们开车在那里的葡萄园里转了一大圈，北方农村在冬天一片萧瑟，你只能想象来年这几百亩地长满绿色葡萄藤的样子。或许未来20年，这里的乡村将更漂亮。

　　在云南德钦县城外飞来峰的一家招待所，早上醒来，就看见梅里雪山，阳光将山顶映照为金色，那真是漂亮的一瞬。离开德钦，沿澜沧江开车两个小时，就到达了茨中。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要通过溜索才能抵达的小村，如今江上已经有一架铁桥。澜沧江边时常能看到成片的葡萄架，能感受到更透彻的阳光。茨中教堂里坐满了做礼拜的村民，他们用藏语或纳西语咏唱着赞美诗。姚神父带着我在附近转了转，向我讲述这座教堂的历史：“1866年，法国传教士先到了茨姑，1880年又在茨中建了这座教堂，这座教堂1905年被毁，然后又重建，‘文革’的时候这里是小学，所以没被毁掉。”教堂外的一小片葡萄园，里面是玛尼堆，姚神父说，村里的人都会酿葡萄酒，教堂的葡萄园是全村人的共同财产。天主教做弥撒，代表耶稣血液的葡萄酒必不可少，所以当年传教士就在这里种葡萄。但他们不是来酿酒的，他们是来传教的，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法国传教士来到这里，向藏区进发，有人被土匪杀掉，有人在澜沧江中溺死，最终在1951年，所有传教士都离境。

　　这里的葡萄品种据说在法国已经找不到了，而云南境内的葡萄酒商正在扩大产地，甚至出资修教堂，开展葡萄酒旅游。茨中村里有好多家客栈，提供自酿葡萄酒。我在杨大妈的院子里坐下，周围是罗汉果、柿子树和橘子，远处还能看见一座雪山的顶峰，太阳从对面的山顶上照下来，七彩的光晕闪现。杨大妈去盛葡萄酒，没有酒窖，没有橡木桶，几个大水缸摆在厨房里，也没有高脚杯，杨大妈用“娃哈哈”冰红茶的塑料瓶子装满酒：“这就是一斤，10元一斤。”她给我做了土豆饼、辣椒炒肉，全是自家产品。

　　这是我喝过的最便宜的葡萄酒，从北京到昆明到丽江香格里拉再到这里，就为了这一斤酒。这也是最好喝的葡萄酒之一。我承认，你对葡萄酒了解得越多，越能体会到喝酒的乐趣。但是，当你的生命体验和阳光、土地、一季一季的收成、雨水有所联系的时候，你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乐趣。■

主笔◎马戎戎

　　　　　　　　　　　　　　沈阳—北京—广州，东北歌手的淘金路线

　　“当年的深圳，东北人太多，称为东北帮。东北人在深圳大概占到1/3。当时最能闯深圳的就是东北人和湖南人，北京人都少。”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的珠三角，金兆均这样对本刊描述。

　　“在广东人眼中，除了广东、广西算南方，广东以北的人都算北方。”李广平说。他是广东人，1992年，他正式进入中国唱片公司广州公司，与陈小奇一起建立了中国国营公司的第一家专门制作签约歌手的企划部。

　　大批的北方人，造就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广州、深圳遍地开花的歌舞厅里，驻场的歌手，不怎么会粤语，也能混得不错。这里面，东北籍的歌手，成为一支很重要的力量。“当年南下广州的歌手里，毛宁是东北的，那英是东北的，还有李春波、金学峰、火风……”朱德荣告诉本刊，上世纪90年代，他是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的唱片监制，担任过金学峰和火风的制作人。

　　“那时候火风、那英、我、程前，我们4个人都住在太平洋影音公司的招待所。招待所是两套打通的。总共只有4间房。两个卫生间，一个大厅。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那英就住我隔壁，这边隔壁是火风，再隔壁是程前。”朱德荣这样描述当时大家的状态。

　　那英是火风的“小妹”，是火风介绍过来的。后来，那英又带来了金学峰。他们当时都在广州东山宾馆的“卜通100”歌舞厅做驻场歌手。

　　“卜通100”的名字是台湾音乐人侯德健起的，老板叫做陈凯，现在成都经营夜总会。至于“卜通100”到底什么意思，广州的音乐人众说不一。李广平的解释是，“卜通”是心跳声，形容心跳得非常快。朱德荣的解释是，“卜通”是入水声，是把钱扔在水里，上百上百地扔。

　　90年代的中国，100块钱算得上是大数额，金兆均回忆说，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200多块：“那时广州、深圳的赶场歌手，每人配辆摩托车，在一场匆匆忙忙唱俩歌，然后赶下一场，再下一场，反正要唱到半夜去。好一点儿的歌手一晚上能挣1000块钱。”而在90年代曾任太平洋影音公司副总经理的陈小奇则对本刊说，当时在“卜通100”伴奏的乐队成员，每天晚上都能拿到80～100块钱，远远高于当时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

　　“流行化的商业演出，广东相对在这方面就是比较早。1979年，广州就出现了所谓的‘音乐茶座’。1977年，毕晓世就组织流行乐队。1984年和1985年，北方还在对流行音乐争议的时候，那边流行已经比较社会化了。1984年，歌舞厅已经很多了。我1986年第一次去广州，它的电影院已经变成商业化的了，那时候的电影院里面已经有了台球厅，就是连唱带玩儿的都有了。”金兆均回忆。

　　这与广州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所有的采访对象都提到，广东与港澳相邻，带来的是信息上的便利。就连当年的音乐茶座，最先针对的对象也是香港人。“音乐茶座，最开始是想针对香港的客商。”陈小奇介绍说，“因为当时广东一直在搞那个广交会，音乐茶座就是为广交会服务的。最早的时候一般市民进不了，因为它的门票不是人民币，当时是兑换券。后来茶市场需求越来越大，茶座越来越多。老百姓就谁都可以进去了。接下来从音乐茶座发展到歌舞厅，从歌舞厅发展到夜总会。”

　　金兆均则形容广州：“改革开放最先，见得多听得多。你比如一有电视机看的就是香港电视剧，家家架一部天线，还禁止，白天落下去晚上再升上来，它信息获取也多，娱乐业发展得也快。”

　　当年广州娱乐业的兴起，也与鄧小ד南巡”不无关系。“‘南巡’之后起码整个社会的风气改变了，广东政府开明，没有什么限制。像音乐大潮出来，一开始唱的都是港台歌曲，后来这边发了一个文件下去，每场演出必须有多少比例的原创作品，但并没有强行规定不准唱港台歌什么的，还是挺开明的。”陈小奇说。

　　与广州相比，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北方，无论从经济实力和社会开放度来说，都远远无法企及。
　　“那时候东北已经落后得不行了。那时候东北正好是作为传统的重工业基地完全适应不了现代化的情况，1982年的时候，东北工人发工资是发轴承，穷啊。而且没什么机会，相对来说当时东北的娱乐业很不发达，高级点的娱乐业都不发达，永远是二人转。”金兆均描述，“那会儿东北的歌手一般都是先到北京来。比如说张咪，她家基本就是在最北了，黑龙江的农村。一路走着走着，先走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奔沈阳，再从沈阳进北京。然后可能人家说广州更好，挣得钱更多，张咪就去广州了。”

　　“沈阳—北京—广州。”金兆均给90年代的一批东北歌手画出了这样一条路线图。
　　“东北歌手去南方没别的，就是打工挣钱嘛。”金兆均说，“而且当时北京对这种场所里面的限制很多，巡视啊、公安啊、消防啊，管得都很严，包括对歌手的资格啊，相对都管得严，南方就好得多。”

　　从技术上说，当时广州也集中了中国流行音乐最先锋最优秀的人才。中国流行音乐的开端，是从“扒带子”开始：给引进的港台地区和日本电视剧重配音乐。在这个过程中，第一批流行音乐人从中学习到了流行音乐的编曲方式。陈小奇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唱”做编辑，最早编戏曲，后来从“扒带子”开始涉及流行音乐创作。

　　“当时北方音乐人也开始涉及流行音乐创作，但是北京受传统的北方民歌影响比较多，相对来说豪放大气一点。比如雷蕾1984年写《四世同堂》，郭峰1985年写《我多想》。但南方那边更洋气一些，抒情类的比较多。”金兆均说。

　　1990年，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将香港唱片公司包装签约歌手的模式引进内地，与中国唱片总公司广州分公司、太平洋影音公司、白天鹅音像出版社并列为90年代广东音像出版界的“四大巨子”。新时代影音公司当年最得力的签约歌手是毛宁和杨钰莹。除去唱片出版的收入，两个人的底薪是1500元，公司还给杨钰莹配备了公寓和保姆，毛宁是男孩子，所以没有配备保姆。

　　“我们当年挑签约歌手的标准，一个是个性，一个也是考虑市场的需求。”陈小奇说，“给歌手这样高昂报酬的背后，是当年磁带巨额销售带来的巨额利润。”加入太平洋之前，朱德荣曾是歌手，“我的第一张专辑《情人的花雨伞》，卖了430万张。算起来我的磁带总销量基本可以算2000万元吧”。

　　“当时一盒磁带至少能卖五万十万的，甚至是二三十万盒。”李广平回忆，“杨钰莹的第一盒磁带就卖了30万盒，毛宁也卖了三五十万盒。加起来就是100万盒。”

　　“那时候一盒至少赚一块钱，那就是二三十万块。制作成本10万元够了。像他们还加点儿宣传费，我估计怎么着能赚个一倍。”金兆均说。

　　　　　　　　　　　　　　　　　　　　　野蛮生长的时代

　　1992年，发生了毛宁和张咪争唱《蓝蓝的夜，蓝蓝的梦》的事件。之后，在北京的梅地亚宾馆，毛宁来北京为上春节晚会努力的时候，张咪的男友郭大炜打了毛宁。

　　对于这件事，现在看来，陈小奇归结为当时音像版权的不明晰：“《蓝蓝的夜，蓝蓝的梦》，这首歌当时是放在A面的第五首，很不显眼的位置。虽然说那歌在广东这边的歌厅都已经有很多人在唱了，但在全国还没有很大的影响。”

　　这首歌作曲是张全复和毕晓世。陈小奇说：“这首歌的确是他们先给张咪唱的，但是按照毕晓世和张全复的说法是，并没有跟她签任何的约定，就是给她唱了而已。我们那个时候没什么版权概念，我们写了歌，谁合适就给谁唱了，就是这样子的。而且当时给张咪唱的时候，还没有实行签约歌手制度，所以那时候更随便，只要能把歌唱出来就行。只不过他们那时候签了毛宁，这个歌给毛宁也不错，就把这个歌收到了毛宁的专辑里。这样，张咪那边就有点意见了，而且两个人就产生了一点矛盾。其实本身按道理，他们之间应该没有什么矛盾。”

　　结果，毛宁演唱的，《蓝蓝的夜，蓝蓝的梦》那一年上了春晚：“毛宁那年是拿了当时中央电视台青歌赛的亚军。本来是冠军的，但是后来说是给平衡掉了，拿了亚军。再加上后来又发生了在梅地亚因为版权纠纷的问题被打了，所以中央电视台觉得对他有点负疚心理吧。”陈小奇说。

　　张咪当时的男朋友郭大炜，在陈小奇眼中是“火气挺爆的一个人，有点匪气”。郭大炜也是东北人，他演唱过最知名的一首歌，是“太阳神”广告里的“当太阳升起的时候”。陈小奇戏称：“他是整首歌都不行就这一句唱得特别好，有力度在里边。因为他整个歌完整性把握不好，后来没再混下去了。”

　　那时候那英正在和“卜通100”的贝司李小林谈恋爱，用小奇的话说，恋爱谈得“死去活来”。那英的成名曲叫做《山沟沟》，是毕晓世作曲，陈小奇填词。

　　“后来那英看到这个词非要唱不可，听毕晓世说——没亲眼目睹啊：她跑到毕晓世那里跪在门口，就说这歌一定要给她唱，不唱就不起来了。毕晓世也觉得，她还不错，就把这个给她唱了，就等于是最早的成名曲嘛——这是毕晓世告诉我的，是不是真的就要去问那英了。”陈小奇说。

　　“当时还引乱子的就是《中华民谣》，首唱是谢东，后来又卖给孙浩，作者一歌两卖。后来也打架，但是孙浩唱了，谢东无形中挣钱的机会就少了。所以这就是关键时刻，谁在春节晚会上唱就认谁。谁先谁后，老百姓可不管这个，印象更深的是谁就是谁。”金兆均说，“竞争非常残酷。”

　　然而，那时并没有及时引进“经纪人制度”。“经纪人是另外一个行当，他是艺术市场这个行当，而我们是艺术创作和艺术生产的行当。现在回过头来，这一部分的缺陷蛮大，如果有很好的职业经纪人，完全可以把广东的这部分歌手笼络住，完全可以很兴盛地做下去，不至于现在半壁江山全部没有了。现在我们广东的职业音乐人在北京的大概有四五十人，或者说在广东混过的歌手也有五六十人。”李广平说。

　　1995年前后，广东原创乐坛兴起了解约风。最早一批的广州原创歌手逐渐离开了四大唱片公司。北上广州。1997年，杨钰莹向“新时代”提出要解约。“杨钰莹已经很红了，因为那时候她应邀去出席一个大型晚会，唱一两首歌，就赚20万块，我们也没可能留得住她。”新时代影音公司当年的老总吴建邦曾在媒体上如此回忆。毛宁则比杨钰莹更早离开“新时代”，吴建邦说：“1995年，毛宁就提出想解约上北京发展，很坚决，甚至承诺说解约之后，他的版费全部不要，我看这样，也只好放他走了。”

　　解约的背后还是经济利益的不对等：“火风出道时一场1万元。我们当时是三七开，我三他七。唱片他拿三我拿七。我拿了有两三场吧，就退出了。因为找不到这个人了。钱的问题最敏感嘛。一开始分300元没问题，分3000元就有点问题，等涨到5万元的时候要分1.5万元啊，就找不到人了。我问他说，我最近怎么找不到你啊？他说我去旅游了。其实我知道他在哪里演出——报纸上都有嘛。算了。后来我觉得挺尴尬的。我说这样，兄弟，我们来了断一下吧。唱片全都归我了，你没有权利了，演出我就不要了。”朱德荣这样回忆他当年跟火风之间最终达成的协议。

　　“歌手红了以后在演出方面有很好的生活保障，在制作方面不太那么依赖公司的话，他就会走，又没有一个很严格的合同去限制他。当时我们连合同文本怎么起草都不知道，糊里糊涂，后来我看了一些港台的合同文本，我就很惭愧，人家都是四五十页，一条一条规定得很详细。”李广平说。

　　从大的时代趋势看，正如金兆均所说：“近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北京本来就是个最热点的地带，现在已经是充满了无数的机会。成点儿小名的在北京就饿不死。你比如说作曲的，北京活儿多啊，各电视台都在北京有办事处，包括纪录片各种什么片，反正用得着音乐的都集中在北京。电视剧是最典型的，全在北京有个点儿，它往中央电视台送片子方便呀，最早是李海鹰，来了北京就趴着不走了，也是最早在北京买房子了，然后剩下的就一个一个来了。”

　　在广州坚守岗位的，目前只剩下了陈小奇和朱德荣。
　　回头再看当年在广州的东北歌手，李广平认为他们能流行的关键原因，还是在于他们的平民性的特质：“他们的平民化特征，特别适合在娱乐圈混，可以迅速和观众打成一片。他们形象上也非常亲民，没有距离感。创作上也很口语化，旋律简单，歌词上很中国。”

　　拓展到整个东北文化，李广平说：“我觉得东北文化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平民性。我接触到的东北歌手特别是创作歌手，天生有平民性。李春波就很会揣摩老百姓的心理，他写的歌词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这种很俗的歌词，像我们不会这么写的，什么‘一条小河旁’，还有‘哥哥妹妹’这种的，特别直接，可谁都懂。我当时决定签他，就是觉得平民化的东西，一定有市场。”

(感谢实习记者郭闻捷、张垠)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5期

主笔◎王小峰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每年央视春晚，索福瑞收视率调查的指数，峰值肯定是赵本山出场的那段时间。如果这个收视率指数能够更准确、更客观的话，也许我们都能看出地域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无论任何一届春晚的导演如何辩解，一个铁定的事实就是，需要好几百片绿叶来映衬赵本山这朵大红花。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家，赵本山把一个最强权力媒体变成一个个人舞台。

　　还有一个事实是，在流行音乐的舞台上，来自东北的歌手非常多。上世纪80年代歌手中，东北歌手占了将近1/3的比例，至今活跃在歌坛的歌手中，仍有相当数量的东北歌手。在演艺圈中，比较有影响的东北籍演员也占相当数量，从较早的李默然到后来的李幼斌再到现在的李冰冰。这些年，随着小品受欢迎，这些小品演员几乎全都来自东北。如果再往前推，改革开放之初，第一个给全国听众带来娱乐的就是东北的评书，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一直到今天的后起之秀孙一，都来自东北。一点不夸张地说，东北人在近30年来一直占据中国娱乐业的半壁江山。

　　东北人喜欢闯，当年是闯进去的，如今又要闯出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北人那种落地生根的意识不强，加之东北经济一直很落后，为了生存，为了机会，他们自然会选择走出去。当年闯关东的一代都是冒死闯进东北的，所以说东北人胆子大，什么事情都敢做，什么地方都敢去。当那些天生就具备三分表演天赋的东北人想找到一个机会时，他们自然会选择北京、广东这样环境比较好的地区。

　　为什么东北人喜欢吃开口饭？如果退回到民国时期，我们会发现，真正靠吃开口饭活着的人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京油子卫嘴子”就是对京津人最形象的描述。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戏曲和曲艺，多集中在这两个地区。如果说京津地区乃至当时的上海戏曲和曲艺比较繁荣是因为文化比较活跃、经济比较发达的缘故，那么今天东北地区文艺比较活跃跟这两方面都没有关系。

　　清末和民国时期，大约有3500万来自山东、河北一带的人闯关东，这些人当年之所以闯关东，是因为黄河连年水灾，生活所迫，这说明当年冒死闯入关东的人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并没有给东北地区带来文化。而当时的东北原住民，多是以游牧民族为主。1644年清朝颁布禁关令之后，东北人口日渐稀少，所以，今天东北人大都是闯关东的后代。

　　东北是中国自然资源搭配最为平衡的地区，这里有煤、铁、石油、稀土，有丰富的森林资源，这里土地肥沃，是中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但是东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一直落后于中国东南部及沿海地区。一般规律是，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文化会对落后地区的文化直接产生影响，但是东北文化则恰恰相反。如果说改革开放早期的东北只是一个文化娱乐的人才库，那么在今天，它已经远远不只是提供娱乐人才，而是开始用自己仅有的那么一点文化底蕴影响全国。

　　由于当初的闯关东是一种流离失所式的移民，这种移民并没有把关内最厚重的传统文化完全带到东北，因为，东北人在这片文化荒漠上创造了自己的底层平民文化形态，这种文化热闹、粗俗、有喜剧感，甚至带着一些野蛮。如果说当时东北人自有的娱乐方式，那就是秧歌，这是流行于华北、西北甚至东北满族地区的一种民间舞蹈，秧歌舞的动作简单，易于学传。300多年前，流行于河北一带的戏曲莲花落被东北人接受，莲花落和秧歌舞逐渐融合，形成了今天的二人转。

　　二人转这门民间艺术，从一出现就面临打压，但是它仍然顽强地存活下来，这说明它在东北民间生命力的顽强。近30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很多地区的民间艺术都逐渐消亡，退出它的舞台，二人转也和其他地区的民间艺术一样，面临消亡。但是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低迷后，二人转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再次复苏。它的复苏，实际上跟东北地区对这门艺术的重视不无关系。最早接受更时髦的文化娱乐是大城市，但东北在过去经济一直比较落后，时髦的文化娱乐很难在短时间内影响到广袤的乡村地区，因此二人转在时间上赢得了复苏的机会，在电视普及率比较小的农村地区，二人转仍是主要娱乐方式。东北三省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仍然保留并发展省市县三级民间艺术团体设置，对延续民间艺术起到很大作用。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来了一个赵本山。至少从最近20年看，赵本山的出现，改变了二人转的命运，并且，他把二人转拉场戏（三人以上的表演）中的说口放大。在赵本山逐渐变成一个东北笑星的同时，另外两个人——陈佩斯和朱时茂在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上面向人们展示了一种类似艺术院校表演系学生作业的形式——小品。这种类似相声却又带着舞台戏剧色彩的节目，成为春晚的一大亮点。从此，十几亿中国人，每到除夕之夜，都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给喜庆的气氛添一点笑声。

　　就在人们渐渐习惯了春晚必须要有小品的时候，央视封杀了陈佩斯和朱时茂，而此时，赵本山已在央视亮相，他完全可以替代陈朱，他那种市井化的俏皮话逐渐被观众认可，这样，一个赵本山的时代来临了。他的喜剧天赋通过央视这样的媒体被人认可，他的经商天赋在他攒足了名气之后，如虎添翼，从辽宁省民间艺术团到本山传媒，赵本山已经不是一个小品演员了，他慢慢变成了一个商人，开始经营他这面旗帜。

　　而央视长期对赵本山的依赖，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推广东北文化的大平台。双方从最初的简单需要，变成相互依赖，春晚离不开本山，本山也离不开春晚，最终变成了一个市场化的选择。赵本山明白，只有资本与权力媒体结合在一起，才能所向披靡。东北文化再一次以群体现象越过山海关，走向全国。而且，赵本山的成功模式又绝对是独家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复制。

　　如今，当你走进任何一家“刘老根大舞台”剧场，会发现，原来扎根在东北地区的二人转这种民间艺术已经快绝迹，代之的是一种类似综艺节目的表演，二人转的“唱说扮舞绝”演变成了“说唱扮舞绝”，它更适应今天城市观众的审美需求，东北人性格中所独具的——凑热闹、爱扎堆、爱表现及幽默感、粗俗、野蛮都能通过这个舞台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殳俏  

　　某媒体按超重人口在国家人口所占比重评选出“世界十大胖人之国”，并描述说，这些国家的人习惯于“吃到不能呼吸为止”。“十大胖人之国”分别是：萨摩亚，基里巴斯，美国，德国，埃及，波黑，新西兰，以色列，克罗地亚和英国。这些国家的胖子人口，拉高了世界胖人的平均水平，令全球1/3的成年人超重，1/10被严格归类为肥胖人群。而其根源无非是这些国家的人热爱食用油炸食物，基里巴斯人和英国人都爱吃炸鱼，德国人中意油炸蹄髈和煎香肠（煎这种烹饪方式也可被称为“浅层油炸”），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不约而同地喜好油炸土豆丸子，而美国更是油炸之教父国，全民热爱用油炸方式烹饪的一切食物，并且他们还发明了万恶的可口可乐来搭配油炸食物，这种组合令任何略有饥饿感的人都感受到，新鲜出炉的、闪耀着金光的油炸食物，加上一杯加了冰块的可乐，是何等唾手可得的幸福。

　　虽然各种杂志、电视节目、健康书籍都一再唾弃油炸食品，大多数人也声称自己“真的很少碰油炸食物，那玩意儿引不起我的兴趣”，但真正的欲望有时候是自然流露的。在美国，你随便打开电视，就能看见某个电视台正在播出厨艺节目，比如教大家制作墨西哥鱼肉包饼（Fish
Taco）。主持人请来两位厨师PK厨艺，要做两种风味不同的鱼肉包饼请大家品尝，以决出胜负。优雅派的具有法国血统的小伙子准备做烤制的鱼肉包饼，而另一位满手臂刺青的豪爽派爷们儿则要用传统方式裹上面粉炸鱼肉做包饼：“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鱼肉包饼，在你真正想吃东西的时候，有什么好扭扭捏捏的呢。”下面的大众评审团显然对后者的肺腑之言表示一呼百应，整个烹饪过程中，虽然烤制鱼肉并没有比炸鱼肉引出更多的油烟，却始终没有多少人站在优雅派小伙儿身边。金黄酥脆的鱼肉出锅之后，仍在噼噼啪啪迸着闪亮的油星之时，刺青厨师便适时地加上了一大勺辣味鳄梨酱，并堆上了用莎莎酱腌制的番茄碎粒和各色蔬菜，用最麻利的手脚将其包卷起来，举向空中：“史上最强鱼肉包饼！”下面的观众几乎都欢呼雀跃了，可怜的烤制鱼肉包饼在没有群众基础的情况下自动投降。而如果你把频道转到英国台，会发觉他们稍微有点儿自我要求，不满足于如此粗鄙的食物料理方式，为了烹饪一条鱼，他们可能会花费大量经费，远赴法国南部拍摄，告诉你七八种把鱼变得最美味的方式。在此过程中，主持人一直以专业、冷静的态度叙述着这些法式饮食的艺术，但到了节目末尾，他不由地露出了真我，咽着口水做结语说：“其实品尝了这么多美味佳肴，我现在最想做的，还是赶快回到伦敦，吃一口街边的炸鱼薯条。”那一刻，全英国的胖子都为之动容了。

　　很少有人会对油炸表现出理智来，大多数人将其归类为欲望，很少去想，要怎样将油炸上升为艺术。但世界上仍有以纤细敏感之心灵来对待油炸的民族，那就是日本。油炸本非日本原生之烹调技术，而是日本人从江户时代的葡萄牙商船上的厨师处学来，历经多年，生生将这门粗朴的手艺发展成了日本料理中的至高境界。日本油炸食物的代表是炸天妇罗，其油炸的过程并不着眼于为食材增色增香，而是为了锁住其生鲜。这是一个极其玄妙的境界，因为大多数国家油炸食物的出发点往往是，因为食材不够新鲜了，只能靠油炸掩盖其本味。但日本人的油炸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盖”，而是“锁”，恰恰为了突出食材之新鲜。用某些好食色男女的大厨的话来说，这种日本式油炸，不是视食物为大妈，为遮掩其体态为其穿外套，而是视食物为含苞待放的少女，为凸显其体态为其笼轻纱。所以其油炸之道，以炸虾为例，讲究的是面衣薄到不能再薄，透过晶莹剔透的油炸层，鲜虾的粉嫩水灵仍若隐若现，且表面不能溢油，用一张吸油面纸去吸，纸上不能留有一丝油痕，那也真是一种变态的油炸作品。■

 

英国人马珍形容胡同里四合院的生活是“带有乡村表象的社区生活”。她在欧洲的家位于法国南部乡下，在北京她住进了四合院。

 

◎陈晓帆  

摄影◎潘铭

 

英国人马珍认为，在北京生活，就应该住在四合院里，哪怕在四合院里天天吃黄油吐司，冬天喝苏格兰清汤而不是紫砂锅煲出来的土鸡汤。她是《泰晤士报》北京分社社长，合理利用职权，将办公室设在了日坛公园内一个名叫“神库”的四合院中。她和在路透社北京分社做记者的丈夫住在东单东堂子胡同的一座小四合院里。

马珍是第三次在北京长住。她在英国上大学时学的是汉学，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没什么，我爸爸才牛呢，他会讲客家话”。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她两任路透社北京分社的社长，在北京先后生活近10年。2005年因丈夫工作调动，她又回到北京生活至今。在北京待久了，还是有些不习惯北京人的说话大声，不习惯北京人的“不见外”，可回英国看望妈妈又有故乡是他乡的错觉，“每一次回英国我都要琢磨，这个场合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可以大笑，与人交往是不是应该谨慎点，我都不清楚了”。相比之下，北京更让她放松。

前两次在北京，根据当时的规定，她不能租普通民房，只能住外交公寓。建国门外的那片外交公寓外观端庄，内部每个房间都方方正正，有精致的水磨石地面和宽大的阳台。在北京住西方人发明的公寓，太不中国了，直到2005年第三次来中国，马珍才住进四合院。四合院所在的东堂子胡同有800年历史，是北京名人故居最多的胡同。胡同里槐树成荫，“每到5月槐花开出蜜一样的香气”，四合院“看似封闭，实则被开放的胡同环绕”，马珍说。她很迷恋这种气息和环境，在《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中她形容胡同生活是“带有乡村表象的社区生活”。

马珍住的四合院是租的，房东是位马来西亚华侨设计师，他对这座一进的四合院做了改造。改造走的是“凝固老的，注入新的”路子，这是近几年四合院修缮常用的思路。“凝固”指的是不能让老建筑再衰败下去了，并对它表示出敬意；“注入”就是要添加适应现代生活的新元素。四合院原有正房和两座厢房，内部空间能够满足现代生活的居住要求。设计师拆了内部的几堵墙，加大了起居室、卧室、厨房和餐厅的面积，并隔出独立、现代的卫生间、洗衣房、储藏间、衣帽间，格局更加现代。房间内部不做吊顶，让屋顶高敞，空气流通很好，保留了木头人字形梁、栋，刷成黑色，犹如英国乡间农舍。屋梁成为很好的装饰，空间不显得单调，还可以把吊灯、射灯的底座安在上面。为了保留中式传统民居的特色，窗户没有改成塑钢的，还是木料框架。

设计师适当做了加法，增加了一个玻璃U形回廊，将正房与两侧厢房连通起来，在院子中央围出一个天井。玻璃回廊是个巧妙的思路。廊是半公开性质的活动场所，有了它去各个房间不必再经过室外，在北方是非常实用的。给回廊加上玻璃墙，首先解决了住平房最头疼的采光差问题，其次室内外多了一个过渡空间。按中国传统的营造学理论看，玻璃墙是古代槅扇的现代表现形式。槅扇其实是种轻巧的墙，有了它们，在室内随时可以迎接和风丽日，观赏园内的景色，让建筑空间和大自然空间没有了丝毫阻隔。有建筑评论家说，玻璃幕墙是20世纪建筑业最伟大的发明，它打破了一直被封闭的建筑空间。马珍的设计师房东将这一发明缩小落实在了一座小四合院里。

梁思成说中国合院式的住宅“予居住者在庭院内的‘户外生活’”，北京的秋冬季节，至少有5个月天冷风大，不适宜在室外活动，玻璃回廊可以做阳光房，满足了“户外生活”的需求。玻璃回廊里摆设了桌椅卧榻，冬天阳光好的时候，马珍多在这儿消遣，待的时间多过室内。回廊尽头挂了一幅扎羊角辫中国小女孩的油画，先生肥猫胖丫头的生活理想被勾勒出来。

天井地面铺上防水木条，在天井里看，由衷地觉得玻璃真是奇特的材料。它透明，将本来孤立在中央的庭院气息，自然地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庭院中的植物枝叶透过玻璃投射到房屋外墙上，树影婆娑，“好像看到郑板桥月下静观白纸窗上的树影，泼墨挥洒墨竹”。玻璃回廊一圈都装了窗帘，拉上窗帘，玻璃反射出园内花花草草和忽隐忽现的黑猫，减轻了院落围合带来的视觉压力。马珍用有光泽的银红色面料做窗帘。是《红楼梦》里贾母让她灵光闪现，第40回中贾母说：“这竹子已是绿的，再拿绿纱糊上，反倒不配。”马珍想，那就用老太君推荐的“银红色”吧，可惜找不到“霞影纱”。红色帘幕衬上院里的绿树，倒是符合西方人的东方美学想象。马珍还学了中国人的做法，把窗帘做成夹棉的，春天挡沙尘，冬季挡寒风。

四合院是男性化的建筑，“我觉得北京、四合院太缺少颜色了”。厨房、过道、与回廊相接的外墙，所有不够充裕或不算开放的空间，马珍都用了白色。此外多用偏女性气息的粉红、桃红色调来软化四合院的方正强硬。她给墙上挂的黑白摄影作品都配了桃红色相框，超出了常规的做法。另一重要的软化道具是纺织品。马珍把家庭照片翻拍印在靠垫上，是亲切的回忆。她去新疆旅行，买回维吾尔族妇女做裙子的当地特产印花布，铺在床上做床盖，富有异国情调。记者职业让马珍有机会在世界各地旅行，玻璃回廊、室内的每一件装饰品都记录下了她的每一段行程：桌上的银饰是贵州女人的传统首饰；墙上相框里的钱币是伊拉克萨达姆执政时期发行的货币，随着萨达姆政权的倒台它们已成为历史；玻璃廊通往小院的门上挂了一幅绘有蒙娜丽莎的彩色竹帘，来自越南；地毯，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工匠手工编织的。家具的风格更偏向现代，夫妇俩在中国搜集的传统中式家具都放到欧洲的家里去了。

住在四合院里，马珍有梦里不知身是客的熟稔感。她在中国大陆开放伊始便来到中国，很了解中国。她在发回英国的稿件中谈北京胡同的垃圾处理问题，批评急功近利的老城改造，称赞央视大楼的设计，也有巩俐加入新加坡籍引发争论的八卦。说起来马珍的家族与中国的渊源已有200多年。马珍原名叫简·麦卡特尼（Jane Macartney）。麦卡特尼家族是苏格兰的名门望族，成员中有个被载入史册的人物——乔治·麦卡特尼伯爵（George Macartney，又译乔治·马戛尔尼）。乔治伯爵是英国派遣到中国的第一个特使，那段著名的“磕头罗生门”就发生在他身上。1793年乔治伯爵率领英国使团来到中国，以补贺乾隆皇帝80大寿为名，企图就扩大对华贸易及发展与中国关系展开谈判。乾隆皇帝要求他行三跪九叩之礼，据乔治伯爵回国后撰写的《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中记载，经过谈判，乔治伯爵最后行的是单腿下跪礼。但清史料记载，乔治伯爵行了叩头之礼。据使团副使、牛津大学名誉法学博士、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乔治·斯当东编写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初版于1797年）记载：“特使决定在不损伤自己国王的尊严的前提下，尽力满足中国皇帝的要求。他同意可以下跪来表示自己对皇帝的尊敬，但应当消除这种举动对自己的国家所产生的附属地位的印象。特使提出条件来：假如坚持叫他磕头，那么，一位同特使身份地位相同的中国官员必须朝衣朝冠在特使携来的英王陛下御像前也要行同样的磕头礼。”（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得祖先之福荫，马珍也有贵族头衔，但她对祖国始终有游离感。她出生于马来西亚，直到上高中才回到英国。回国后，她发现自己面临一个比青春期还困惑的问题——阶层。英国人听口音就能立刻分辨出你属于哪个阶层，“去找工作，对面的人一听你的口音就能判断出你的阶层来，然后决定是否跟你接触”。马珍虽有贵族姓氏，仍然极不适应，异常失望，很难理解英国社会的阶级分化。这种疏离感，让她和丈夫把他们在欧洲的家安在了法国南部乡间。

马珍在中国住四合院，其实传统四合院是最讲究秩序的。她是中国通，当然知道如今北京四合院的居住者是哪两类人。他们位于社会阶层的两个极端，一头是城市贫民，一头是精英阶层。穿过东堂子胡同，一路看着两旁破败拥挤的大杂院走向马珍的家，一路感慨。■

 

想起3年前满屏的熊猫烧香图标，很多人心有余悸。这个当年最肆虐病毒的制作者，28岁的武汉人李俊已于2009年底提前出狱。出狱后，他自我解嘲似的经常把媒体报道自己的消息发到初中班的QQ群里，任由班内同学品评。虽然“熊猫烧香”是他人生中一段不堪的经历，但他觉得自己离梦想越来越近了。

 

实习记者◎吴丽玮

水泥厂生活

2009年12月24日，平安夜。雷磊手机上显示一个陌生的江汉地区电话号码。

“我出来了。”电话那头传出李俊的声音。

“出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说，难道是圣诞节搞一个惊喜吗？”已先行出狱的雷磊说。

当晚，李俊和雷磊等一班朋友到KTV，李俊照例唱了李圣杰的《痴心绝对》，据雷磊讲，这是他逢唱必点的保留曲目。

初中同桌徐雨阳到现在还津津乐道当年李俊“独特”的嗓音：“当时他还没变声，声音很响亮。那时他在教室里一叫，哇塞，嗓子太尖了，我都受不了。”李俊的弟弟李明告诉本刊记者，李俊经常参加各类歌唱比赛，学校的，社会上的，都有。“有一年情人节，我哥参加武汉市的一个比赛还得了第三名。”

在徐雨阳眼里，除了唱歌，中学生李俊可能找不到更多的特点：“他是站在人群里很不起眼的那类人。挺老实的，不怎么爱说话，成绩也一般。”

在当地水泥厂子弟中学毕业后，李俊上了厂里的技校，毕业后直接进水泥厂工作。据徐雨阳介绍，李俊的父母并不是阳逻镇人，而是水泥厂从附近其他镇子上招工招来的，李俊的家就在水泥厂厂区。“他走的那条路，还是我们一般同学走的路。当时没好好学，考不上重点高中，家里也是普通环境，上了中专之后就上班呗”。

水泥厂的生活显然不是李俊想要的，雷磊能感受到他对现状的不满：“那时候我们在做Flash吧，他做了一会儿就走了，说要上班。我说，那个班有什么好上的？他说，我也不想上班啊，但是不上没办法。”

1998年5月，雷磊正在网吧忙着完成“黑客组织分配给我的一项任务”，当时中国驻南大使馆刚刚遭到美国的轰炸。“网吧的人都在玩游戏，李俊看我在玩一些陌生的东西，就问我在干吗，他说其实他对黑客软件、黑客行为啊也非常感兴趣。”雷磊告诉本刊记者。

网吧当时在这个小镇上刚勃兴起来，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一接触网络就被深深吸引住了。雷磊在报纸上无意看到“黑客”二字时，电脑知识寥寥。“有一次去电脑游戏室，想拿软盘拷《星级争霸》，结果把桌面上的快捷方式拷回来了。”一次上网时，雷磊的电脑莫名其妙地被别人入侵了。“键盘鼠标被锁上了，桌面上弹出一个对话框说，你被我控制了，马上就会死机等等，结果我的电脑就被重启了。”连续中招两次后，“我就感觉，嗯，还挺酷的吧。然后就开始慢慢尝试也加入这个身份。”

本来就对软件的各种功能十分好奇的李俊，在碰到雷磊后瞬间爆发出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望。雷磊比李俊高一届，两人以前在学校只是认识，没打过什么交道。网吧的偶遇使两人很快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我就带着他一起逛一些论坛。当时QQ里面有一个聊天室，很多黑客都在里面，大家就去搜集各种各样的网站，寻找它的漏洞在哪里，然后发布出来，每个黑客都会参加这些漏洞攻击。”雷磊说。

 

变身黑客

在水泥厂工作一年后，李俊选择了辞职。紧接着，李俊在网吧做了两个月的网管，后来又到电脑城打工，给人装机子，也做前台的销售，比在水泥厂挣得多一些。

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电脑后，李俊的编程水平迅速提高，他告诉本刊记者：“这个东西上手很简单，想深入的话要靠自己多研究。”很快，李俊和雷磊的技术就不相上下了。在各种论坛混迹久了，通过QQ，两人结识了不少有相同爱好的网友，时不时也会有人找上门来让他们帮忙开发软件。“有时候我们想开发一个程序，就会用心去想，这个功能应该怎么写，要是碰到一些特定情况，应该怎么办。有时晚上我就一直写写写，直到困得不行了，我把东西摆在屏幕上，列个记事本，写上我已经完成了什么，接下来还有什么没完成，然后就去睡觉了。等李俊醒来后，他就会接着我的思路继续下去，蛮默契的。”雷磊说。

徐雨阳说，李俊是夜猫子，有时候半夜两三点QQ头像还亮着。“我问他，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他就说他在编程。”“我们会为一个程序的bug熬夜蛮多天的，去解决它，要不然茶不思饭不想的。”雷磊说，两人一起研究，解决起问题来效率要高很多。“有一次他来找我，说想送朋友一个Flash当生日礼物，我们就一起研究，断断续续做了几个星期呢。”这是两人做的第一个Flash，歌曲是王力宏的《唯一》，“里面的动画也不算自己的创意吧，看了蛮多别人的MTV的，就是一男一女的爱情故事，应该是送给他喜欢的女孩子吧”。

等雷磊获知李俊一直在完成的“大工程”到底是什么时，“熊猫烧香”已经开始在网络上肆虐。“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完了，出事了，前段时间写了个东西，外面传得很厉害，网友叫它‘熊猫烧香’。我在网上一百度，已经上了新浪的头条了。我说，这个事情难办了现在。”

在这之前，李俊又辞去了电脑城的工作，报了一个软件工程的培训班，学制一年零两个月。在此期间，他都是靠帮网友制作网游用的黑客软件、测试服务器的漏洞等等来赚钱，大约每次能赚个几千块钱，有时一个月也没有活干，有时一个月能接到好几个任务。

他告诉本刊记者：“有一次有个网友给我发过来一个病毒样本，让我去做一个类似的。我断断续续花了一个月时间。不过如果真的想做，投入精力几天就行了。”因为看到网友有一个熊猫烧香的QQ表情，觉得很可爱，于是他拿来为己所用。这个在当年被评为十大病毒之首的恶性程序由此诞生。

看到别人经常在论坛上发布自己的成果，李俊也迫不及待地将还未命名的“熊猫烧香”发布在QQ群里。“我在群里介绍了我做的东西，它有哪些功能，有些网友就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出售。大概有十来个网友跟我买过，一个卖1000块。”

雷磊搞不明白李俊为什么要使用图标：“病毒的隐蔽性必须做得好。无论你的目的是要入侵，还是要掌握大量的‘肉机’，你必须在隐蔽的情况下才能完成。你让一个傻子都知道他电脑出问题了，现在还能不曝光吗？”

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要找出元凶的言论，两人有点蒙了。“焦急啊，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说，先把服务器停了吧，这样不会散布得那么厉害。”雷磊觉得还是要先解决图标的问题，“如果我把图标问题解决了，我们很可能在十几分钟、半个小时之后，让所有中过熊猫烧香病毒的电脑再恢复到之前的样子，QQ还是QQ的图标，迅雷还是迅雷的图标，那样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关注了”。

“网上到处都是民间通缉令，那时家里已经不能住了，怕被查到IP地址。我们跑到宾馆去了，无线上网，待了七八天。”在宾馆里，李俊开始写那封致广大网友的道歉信。这封在他被关进看守所之后发布的道歉信里写道：“这是我写的一个专杀程序，肯定是比不上专业级的杀毒软件了，但是我想这是我最后能给大家做的事情了。”“我们其实在宾馆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来得及去公布它。有媒体说我们在监狱里面写出了专杀程序，其实在被抓之前已经写好了90%。”雷磊告诉本刊记者。

此时，还在读“大四”的李明放寒假回到武汉：“我在我哥的出租屋里住着玩几天，结果网监大队还是先找到我的。”从宾馆出来，往家送换洗衣服的李俊被埋伏在附近的警方当场擒获，在他身上搜出了宾馆的房卡。“警察直接刷门进来了，当时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我说你们是不是走错了？警察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雷磊。‘好，就是你。’然后就把我控制起来了。”

“我以为关一段时间就会放了，不会立案的。”李俊当时想得有点简单。结果，李俊被判4年有期徒刑，雷磊判了一年。

狱中生活让李俊“很难熬”。已经出狱的雷磊带着零食和编程的书籍去看他：“我对他说，‘应该快了，再等等。’他说也只能这样了，但是他没有沮丧。我觉得他应该是想尽快减刑。”

李俊因为在狱中表现好，减刑一年提前出狱。

 

后“熊猫烧香”时代

“你想我们不可能40岁还做黑客吧？”家底殷实的雷磊出狱后经营了一家汽车美容商店，“我其实也是在等李俊。”

本打算年后再去找工作的李俊，收到了京城几家杀毒软件公司的邀请，这让他很兴奋：“参观那么多的大公司当然很高兴，而且我以为，能在一家公司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虽然“熊猫烧香”带给他一段灰色的人生经历，但历经牢狱，李俊反而更坚定了从事网络安全工作的信念。

李俊买了红色羽绒服和新书包与雷磊一起进京，但结果却是提前打道回府。李俊告诉本刊记者：“就是因为媒体的原因，我根本没办法安静地去找工作，跟公司谈。我累了。”雷磊也说：“从金山回来，他就说要走，‘不去了不去了，我们走吧。’我说，那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说，这么多媒体跟着，怎么找工作？”在得到金山软件公司颁发的“安全观察员”聘书后，二人哭笑不得。“李俊说，看来这个聘书，一分钱工资都不会有的。我看了看金山送的金山毒霸说，‘送给别人算了。’李俊还开玩笑说，‘别送，这个300多块钱呢，拿回去卖了好了。’”

之前跟李俊和雷磊取得联系的公司很多都收回了橄榄枝。“到了这边，我们都觉得他们的目的好像不是要聘请我们，而是借我们的名气在媒体上曝光。我们去了金山，就一直带我们去参观，让我们拿着他们的产品照相，所谓的聘书也就是‘安全观察员’，这是什么角色我都没明白，你说这有什么意思呢？我看其他公司也没必要再去了。”雷磊有点沮丧。

从制作病毒到维护网络安全，角色转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雷磊告诉本刊记者：“杀毒软件公司也是有所顾忌。因为以前我们就很清楚，某个杀毒软件经常会说，它已经率先截获了某某病毒。我们在病毒这个领域，应该算信息掌握比较快的，但是我们都根本没听说过，它就说这个病毒已经大肆于网络。其实这就是他们自己制作的，如果这家公司雇佣我们，其他公司就可能因为这件事情攻击它。”

在徐雨阳看来：“除了编程我不知道李俊还能做什么，而且这也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倒是也想往销售这个方向试试，可是他口才又不灵。他这个人语言沟通的技巧不强，不会婉转地跟人说话，他说什么都很直白。”已经在北京打拼七八年的徐雨阳也是在网上得知李俊要来北京找工作的消息。他从其他同学那问到李俊的电话，告诉他无论如何也要在北京见一面。结果李俊在要离开前一天晚上零点才打电话给他。“他是那种不太会来事的人，说话不会绕弯子。我一接起来就说他，怎么现在才给我打电话！他就直愣愣地说，嗯，明天我就回去了。‘那你半夜三更给我打电话干吗？我明天去找你吧。’他说，不用不用。我说，你现在牛大了，还学会推辞了。”徐雨阳解释，“他后来跟我说，是怕给我带来麻烦。我听着这话就觉得不舒服，见外了不是。我跟他说，我请你吃饭，那是因为咱俩以前是同学，关系还行，不是因为你是‘毒王’我才请你。”

徐雨阳带着第一次来北京的李俊去了天安门和“鸟巢”。“湖北人喜欢吃米饭和菜。我带他去吃‘东来顺’，他还问，有没有米饭？我说吃火锅还吃饭哦！吃完他说，这个挺好吃的。”然后两个人去徐雨阳工作的公司看了看，“上外面喝咖啡，不实际，不是咱们这种人喜欢的调调”。

在李俊眼里，徐雨阳的生活还不错。徐雨阳说：“他问我，公司怎么样，待遇如何。我说，年薪差不多10万块钱。他说不错啊。其实他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太高，有一个称心如意的，有发展前途的工作就可以了。他对我结婚生了孩子挺惊讶的，我说，同学大部分都结婚了。我来北京吃了那么多年的苦，才到这个份儿上，你前几年的事情就不用提了，现在的任务就是踏踏实实找一份工作，稳定下来，找个女朋友，结个婚，生个孩子。”

“我们不是有很开阔的眼光，有很大的抱负。我们一个小镇上的人，能有太丰富的内心世界吗？没有。至于网上说他制作‘熊猫烧香’是报复社会，那更纯粹是胡扯。”除了声音变得深沉起来，徐雨阳觉得李俊从初中到现在基本没什么变化，“他一直都不是那种欲望很强的人，只是想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没有太离谱的想法”。

虽然很不适应北京冬季的寒冷，但李俊还是愿意在北京找一份工作。他告诉本刊记者：“毕竟IT这个行业，很多公司的总部都在北京。”“但是我说北京的房子是挺贵的。他没有意识到，因为他没在公司里上过班，而且在武汉，各个家里都有房子，他没有感觉到生活的压力。”徐雨阳说。■

“当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的事实之后，关键在于如何让人们面对现实做出改变，而不是摇摆于心血来潮和义务之间。”——乔治·马歇尔《戒碳》

记者◎黄燕  俞力莎

　　碳依赖，这是伴随着私家车、空调、精致饮食和进口产品产生的问题，表面上，环保是每个人的义务，但实际上人们却很难完全接受由此带来的不便。碳足迹最大的意义在于将气候变化与个人生活联系起来，并且用可量化的指标标注。简单说，这个源于英文“Carbon
Footprint”的新名词，用二氧化碳排放量概括了人们生活中的一切消耗，不只是开车、乘飞机或是空调系统使用的能源，还包括消费品在生产和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比如一瓶进口葡萄酒的碳足迹很可能会抵消你一周的公交出行。

　　就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丹麦展示了一个8.2米×8.2米×8.2米的立方体装置，它由12个远洋运输使用的集装箱连接而成，这是1吨二氧化碳在标准大气压下测量和存储的体积，也是工业化国家平均每人每月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统计，全球每天排放8000万吨二氧化碳，美国人均每年排放22.9吨二氧化碳，在欧洲这个数字是10.6吨，而印度只有1.8吨。专家们认为，低排放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较低的人均汽车保有量和普遍居住在高层单元式住宅中。但发展中国家正在向美国式生活方式靠拢——私家车、位于郊区的独栋房屋和远离城市的购物中心，事实是，人们对消费的热情远远高过对环保的兴趣。

　　　　　　　　　　　　　　　　　　碳足迹计算器：主妇的新助手

　　綦阿姨一直觉得自己算得上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一家4口人住着北京回龙观小区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做饭、供暖、热水器用的都是天然气，没有人抽烟，但是老母亲有时来了兴致会喝点白酒，儿子上班需要开车，但她和丈夫的活动半径不大，乘坐5站地铁即可，另外每年会有一次长途旅行。但用北京碳汇网上的碳足迹计算器算一算，2009年他们的家庭生活一共产生了9975.81公斤的碳排放量。计算器提醒她，她可以向中国绿色碳基金北京专项捐款1108元，用于碳汇造林消除碳足迹。当然，最重要的是，她需要在2010年调整自己与家人的生活、消费习惯，从源头上减小自己的碳足迹。

　　9975.81公斤并不是一个十分精确的数字，因为这款碳足迹计算器只是根据衣、食、住、行、用5个方面设置了21个基本参数，綦阿姨家的实际碳排放量应该超过这个数字。不过这已经足够说明家中的能耗结构，“住”产生的碳排放量最大，占了52%左右，“行”其次，占了41%。她皱皱眉，一年将近3000度的用电量确实是太高了，产生了2355公斤碳排放量。

　　在网络上逐渐流行起来的碳排放计算器，从侧面证明了公众对低碳生活的积极性。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期间，腾讯网在自己的“哥本哈根专题”频道上链接了碳汇网提供的碳足迹计算器，有185.7321万人次点击进行使用。姬宏旺是这款网络版计算器的开发者，他最近刚刚配合北京中山音乐堂“零碳音乐季”的主题，制作了两个自助式的碳足迹计算器，又要马不停蹄地为深圳的公司开发企业版碳足迹计算器。“你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款类似的碳排放计算器，本质都是用量化的方式追踪使用者的碳足迹。购买的1件衣服排碳5.7公斤，消费的1公斤肉类排碳1.24公斤，用电1度排碳0.79公斤，燃烧1立方米天然气排碳2.17公斤，乘坐飞机出行100公里排碳27.5公斤，乘坐一站地铁排碳0.1公斤……这里实际包括了两类碳足迹：第一碳足迹，即生产生活中直接使用化石能源，比如开车、发电等产生的碳排放量；第二碳足迹，指消费者使用各类商品时因制造、运输等过程产生的隐藏在商品中的碳排放量。”

　　碳排放计算器其实已经算不上是新鲜事物。2007年6月20日，英国环境、食品及农村事务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第一款碳排放计算器。该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1万吨，其中40%直接来自个人和家庭活动。鉴于很多人对于是否以及如何能通过自身行为帮助对抗气候变化感到非常困惑，这样一种计算工具被认为能有效地帮助公众知晓、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每天拽着鼠标做一下数字的加加减减，真的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么？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卡斯·桑斯坦和理查德·泰勒发现，如果人们发现自己家的电费比邻居家电费的平均值要高的话，通常会明显降低每日的用电量。同样，在英国也有研究发现，如果住户每天都必须看电表的话，至少能减少25%的用电量。

　　美国的环保网站“减碳拉力赛”（Carbonrally.com）在它的用户中做了一个有益的尝试，它把各种环保行为折算成减排量后进行记分比赛，有一个比赛题目是两天不吃肉，这样就能减排13.2磅。另一项比赛号召大家每晚关掉电脑，并坚持一个月，这样就能减排51磅。每个比赛项目都在介绍一种减少碳足迹的基本方法：把肉类从食谱中划去，减少驾车和坐飞机的次数，节约用电或使用高能效电器。比赛胜者会得到购物袋之类的小奖品。网站创始人贾森·卡拉斯说：“我们的比赛题目只涉及一点一滴的减排量，但这会积少成多。”

　　在地球之友网的马丁·威廉姆斯看来，现在流行的碳计算器可能夸大了个人应该承受的气候变化冲击。“我并不是说有谁可以逃避责任，但面对全球变暖这样的问题时，我们确实需要更强有力的推动者。”他举例说，在公共交通不够发达的城市里放弃开车出行非常困难。德国的弗赖堡在这方面提供了更好的例子，这座欧洲著名的环保城市以利用太阳能、节能住宅和发达的公共交通而闻名全球，所有高层建筑上都遍布太阳能电池。按照2000年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法》，居民购买太阳能设备后政府会收购个人结余的太阳能，以此来减轻人们的资金负担。弗赖堡很少有人装空调，而是在建筑房屋时通过厚达3米的外墙和真空玻璃来保持室温。弗赖堡大学博士胡海燕告诉本刊记者，她拥有驾照，但没有自己的汽车，“不需要汽车，弗赖堡有600公里的自行车道，1/4以上的弗赖堡人骑自行车出行”。弗赖堡的公共交通网络由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和短途火车构成，价格亲民的月票可以在整个公交网络内随意乘车，这里平均1000个人拥有400辆汽车，是德国城市中最低的。弗赖堡绿色城市国际事务部的佩特拉·赫斯向本刊透露，弗赖堡1996年定下的到2010年减少碳排放25%的目标虽然难以实现，不过新的目标中到2030年整座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将降低40%。

　　　　　　　　　　　　　　　　　　　　　一包薯片的碳足迹标签

　　开始了解碳足迹的概念后，你也许会进一步考虑，自己在超市购买的一包薯片能够产生多大的碳足迹？如此精细的问题你可能无法通过任何一款简易的碳足迹计算器来计算，但是却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答案——因为那就印在包装袋上。

　　2008年12月，农业研究员艾德里安·威廉姆斯参观了伦敦的一家乐购（Tesco）超市，货架上的沃克斯薯片从2007年开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标注碳排放量的品牌。他与购买薯片的顾客进行交谈，发现他们都注意到了包装袋背面注有一个碳排放量，但是并不知道如何去利用这些信息。这些信息来之不易。为了给沃克斯开发碳足迹标签，研究人员需要将作为原料的植物（葵花籽油和土豆），以及这些土豆使用的肥料和杀虫剂等统统考虑进来，计算所需的总能量。接下来，他们把收集土豆的柴油拖拉机所需的能源，切、洗、储存和包装土豆所需的能源都计算在内，还要加入包装及印刷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运输薯片到商场消耗的石油。最后，还要对空袋被投掷到垃圾桶、垃圾车收集空袋、驱车到堆填区掩埋等系列行为的影响进行评估。到了年底，研究人员终于能够计算出，生产一袋薯片会释放75克温室气体。

　　“当商品在贩卖时，除了要标明生产时的碳足迹标签外，若能一并标示商品在生命周期内，所可能消耗的能源及碳排放总量。如此一来，消费者才不会被商品价格所迷惑，而愿意选择价格较高的节能商品。”高呼“别人减肥、我减碳”口号的张杨乾是台湾地区的减碳达人，“低碳生活部落格”的创立人。他有过一个记忆深刻的教训，2007年终时，他趁特价买了两条西装裤，裤子穿脏后一直按照洗涤标示送到洗衣店干洗，直到后来老板跟他提起，干洗其实是用石油在洗衣服。由于洗涤方式不同，干洗两条西装裤中所排放的碳足迹，也许将会是可水洗裤子的数百倍，而一年的干洗费也足够再买两条同款式的裤子了。

　　乐购已经要求所有供货商都要在产品上注明碳排放量，以供消费者进行选择。其自有品牌的厕纸，每张产生1.1克碳排放量，比标准的1.8克碳排放量少了0.7克。然而，英国《卫报》的专栏作者里奥·西克曼对此发出了置疑之声：“商品包装上的这些额外信息能够改变消费者的生活习惯吗？下一回，面对厕纸大家也许会战战兢兢，但会因此少用几张吗？仔细想想，我实在是不喜欢这个碳标签。实际上，它巧妙地将生产商和销售商的责任全都推给了消费者。乐购把好的、次的、劣的……各种等级的商品都堆在货架上，把选择的问题留给消费者，让他们站在过道里抓耳挠腮、反复思量每一种厕纸的碳排放量。如果他们愿意拿走货架上所有不符合环保标准的商品，我会更欣赏他们对于环保的诚意。”

　　这一批评令人联想到，许多具有巨大减排潜力的消费方式，其实都是在现代商业营销方式的纵容下产生的。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孟雨岩博士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超市电耗70%用于冷柜，敞开式冷柜电耗比玻璃门冰柜高出20%，由此推算，一家中型超市由于采用敞开式冷柜每年需要多耗电8万度，相当于19吨标煤，相应产生48吨碳排放量。如果大中型超市普遍采用玻璃门冰柜，顾客购物时只需举手之劳，一年便可减少大量的能耗和碳排放量。

　　现在的环保趋势似乎在给生活中的一切都打上碳标签，不仅是生产，还包括包装和运输过程中的环境影响。就连最传统的法国葡萄酒庄都开始尝试用重量更轻的塑料瓶来代替玻璃瓶，据估算这样做能使每瓶葡萄酒的碳足迹减少25%，但仍然有环保人士担心碳足迹会成为新一轮炒作噱头。在欧洲，包括可口可乐在内的食品和快速消费品企业都计划在产品包装上印上它们的碳足迹，但这恐怕只能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无法真正让人们面对气候变化的严峻现实。“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影响更多人加入低碳行列，而不是通过购买薯片。”《戒碳》（Carbon
Detox）的作者乔治·马歇尔提醒人们。
　　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低碳产品的制造本身却要以更高的碳排放作为代价，其中公认为环保主力的新能源产业本身正是碳排放大户。2009年《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纠正气候变化的计算错误》的报告，文章认为，新型生物燃料与汽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致相当，如果考虑到生产生物燃料时产生的碳排放，比如肥料、农药和对森林的砍伐等，它的单位碳排放水平甚至可能高于汽油的碳排放水平。就连看起来完全绿色的太阳能也有排放隐患，光伏电池的主要原料是多晶硅，而生产多晶硅过程中的能耗十分惊人。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能源课题组估算，中国作为太阳能电池出口大国，2009年每生产1千瓦的多晶硅光伏电池组件能耗约在2600千瓦时，多晶硅在制造过程中还会产生四氯化硅等有毒物质。除此之外，很多替代能源项目如煤制油、煤制气等在生产过程中也要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环境影响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每个答案背后可能藏着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即使普通家庭主妇也可能面临着“洗碗还是洗碗机”的问题，在节约水资源和电能之间你选择哪个？可惜没有任何人能给出一劳永逸的答案。

　　　　　　　　　　　　　　　　　　　　零碳生活的家庭试验

　　1月8日，陈婉宁步行来到北京东华门街道办事处韶九社区，看到被居民挤得满满当当的活动室，有点小小的激动。她在一家民间环境保护团体“自然之友”工作，这次的任务是来征募参加2010年“低碳家庭”项目的志愿者。第一期主题是“节能安居”，计划先在北京地区招募50个家庭进行试验。他们专门从台湾地区购买了电耗计量仪，希望借助量化手段，对志愿者家庭进行能耗与居家空间的检测，协助各个家庭制定节能减排方案并展开实践。因为这天是周五，来参加说明会的都是退休在家的老人，婉宁担心老人们不能一下子理解“低碳”概念，还特意准备了一些视频短片和小游戏。但是这种疑虑似乎是多余的，她很快就拿到了30份报名表。正如社区书记吴祥明所说的：“刚听到‘低碳生活’这个词的时候，觉得有些高深莫测，但了解之后，发现这个概念我们并不陌生，我们社区一向有节能减排的传统，以前就评比过绿色家庭、节水家庭、垃圾分类示范家庭，每个季度还会办社区跳蚤市场。”

　　“在我和家人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中，会尽量地不浪费，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贯彻了低碳理念。我觉得我们家在用水、用电和垃圾处理上还不够精细，需要改变一些日常习惯以减少甚至杜绝浪费。”卞学忠是最早报名参加“低碳家庭”的志愿者之一。他家里有个婴儿游泳池，6个月大的孩子每周都要游3次泳。剩下的水怎么办？洗衣、拖地、冲厕所——怎么将生活用水做到二次利用甚至三次利用，是他和爱人常常在动脑筋的问题。虽然有暖气管道，但是因为怕孩子着凉，偶尔还得开一开空调，于是他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照明用电和电器的待机能耗。既然用电脑的时间更多，干脆淘汰了电视机，至于微波炉、饮水机等非必要电器更是一概不见踪影。卞学忠觉得低碳生活不是不要生活，而是简单生活，所有支出与消耗以满足必要的生活为准，以不浪费为准。

　　卞学忠住的房子是1999年左右建的塔楼，建筑材料的保温节能效果很不好，遇上今年这样格外寒冷的冬天，有时免不了暖气、空调一齐上阵。因为是集中供暖，白天上班人走屋空，照样供暖，热量却白白浪费了。他提了两个希望：一是政府可以对已有建筑的节能改造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植，为个人的低碳生活提供环境保证，减少能耗需求；二是政府改变供暖收费模式，以实际能耗为计费单位，将个人利益与能耗支出捆绑，从而杜绝浪费。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康艳兵研究员一直致力于建筑节能研究与能源系统分析，他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目前我国建筑能耗占社会总能耗的比重已经达到22%～25%的水平，北方地区的采暖能耗超过了当地社会总能耗的40%。因为我国大部分建筑的保温隔热性能差，门窗的空气密闭性差，导致我国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约为同纬度气候相近国家的2～3倍左右。北京在执行新建建筑节能标准后，一个采暖季的平均能耗为20.6瓦/平方米，仍然比纬度相近的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高出近1倍。

　　根据康艳兵的说法，建筑节能的最大瓶颈并不在技术上。仍然以供暖为例，采用燃煤供暖的话，大锅炉集中供热的效率更高，但如果使用天然气，集中与否燃烧效率都是90%，可是北京现在却陆续新建了多座大型天然气锅炉房，反而在传递过程中造成了更大的损失。还有一个障碍是在现在的供热收费体制下，居民用热不能自己说了算。许多新建的小区其实都安装有采暖末端供热调控装置，即使是集中供暖的老楼，也可以联系物业安装一个温控阀，装置简单，成本也很低，可是，“如果仍然按照面积收费，老百姓从自身意愿上就根本没有购买节能产品的积极性，有时候供暖过热，宁可开窗散热”。早在2002、2003年，长春、沈阳等城市就已经建立了供热计量收费的试点，但是一些现实问题导致了试验的流产。从国外进口的价值1000多元的热计量表，用上一个采暖季就被水中的杂质腐蚀，成为废表。另外，由于热本身具有的传导性，实行计量收费也同样会产生公平问题，有的家庭可能会过度节约用热，甚至停热，与此同时，相邻住户家的热量却会被吸收过来，导致他们为了保证室温增加暖气用量，产生额外负担。

　　“建筑能耗的最终用户是物业公司、老百姓等广大社会公众，分散性非常强，所以建筑节能是公益性很强的、市场失灵的典型领域，需要政府部门优先抓，通过政策、机制和经济激励手段进行推动。”康艳兵同时是发改委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进行的“中国逐步淘汰白炽灯、加快推广节能灯项目”管理办公室的主任，他觉得绿色照明工程的推广其实已经为建筑节能树立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低碳生活的另一个方面——低碳出行，也遭遇了类似的政策瓶颈。胡卉哲是自然之友“低碳出行”项目的负责人，骑车上班时经过北京西直门外大街，每次都会下意识地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这条路在规划被定位为一条纯机动车快速通行的道路，所以是没有自行车道的。但是设计者没有考虑到这里是老城区，周围居民的机动车占有率并不高，大多数人使用自行车出行，结果反而造成了这条路上机动车、自行车间杂交错的混乱情形。”

　　胡卉哲对北京的情况更是深有所感：“北京人骑自行车的历史可以往前追溯100年了，这座城市地势平坦，原有街道的布局早在汽车发明之前就已经形成，非常适宜自行车出行，无论是骑车习惯，还是道路格局，停放、修理网点，都非常成熟完善。可是大约2005年左右，对自行车道的挤占、对骑行人路权的侵害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如今的北京，基本形成了机动车、公共交通工具与自行车三者出行率为3∶3∶3的交通格局，这个比例在胡卉哲看来是很不正常的，每座城市的交通政策里，都应该规划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出行方式。“美国、澳大利亚的许多城市都是定位为汽车城市，伦敦、巴黎还有北欧的城市，则是公共交通先行的思路。北京的交通政策有过两次变化，2000年前是以机动车为先，2003年开始将公共交通作为重头。北京原来就有很好的自行车出行条件，现在也无需重建，我们考虑的应当是如何使其融入现有的交通格局。”

　　在2009年的最后一天，自然之友向北京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提交了对《绿色北京行动计划（2010～2012年）》（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提出：“自行车在现有公共交通系统中具备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可以解决市民公交出行中第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如果自行车出行和其他公交出行方式形成有益接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低碳出行的环境和条件，增加低碳出行的市民数量，从而减低首都道路交通中的能源消耗及碳排放。”■

◎李鸿谷  魏一平  
实习记者◎王烁

　　　　　　　　　　　　　　　　　　　　　北方村庄

　　1997年，李汉朝同意17岁的儿子李磊离开天宫院，去到西红门谋生。从天宫院村一路北行到西红门镇，也仅12公里。不过，这12公里的距离代表的是农民与非农民的差别。李磊未来不会再回家种地了，这是显然的，这一事实对李汉朝心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很难辨识了。

　　李家世居天宫院。李汉朝的父亲是那一辈里的单传，李汉朝是这一辈的老大，而他只有李磊这么个儿子——北方村庄，对长房长孙的看重，更为明显。从小，李磊全由爷爷奶奶带着；一脉相承，后来李磊有两个儿子，还能干活的李汉朝也不再努力在田里干活了，重心全部转移到孙子身上。作为父亲，李汉朝对儿子有过什么样的期待，现在也很难说清。

　　李汉朝是典型的北方农民，干活从不惜力。早年间，村里农民还是靠工分挣钱的时候，李汉朝所在的三队组织了一个装卸队，去附近工厂揽活。能够参加装卸队，大约每人每个月能够额外挣出20多块钱来，相当于收入翻了一番。问题是，一个生产队只能挑选出十几个壮劳力，而想参加的人却很多，“李汉朝是每次都没有被落下”，天宫院村三队当时的后勤队长马凤德现在与本刊记者评论“麻将不会打，牌不会玩儿”的李汉朝：“别人看不到的活他能看到，大伙当然喜欢他。”李汉朝的大舅妈偶尔去他家串门，“夏天他们家吃的都是热面，不舍得吃冷面”——热冷的分别是，冷面必须拌点卤，而吃热面则可以节省下这点卤料。

　　李汉朝在村里从来没有成为过显著性人物，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而他媳妇又是四川人，在村里没有任何亲友，也不太和村里妇女多聊天。大家的印象基本上只能来自肉眼的观察，这种观察集中起来的印象就是他们一家的节省。天宫院完成第二轮土地承包后，新发地农贸市场开始兴办，这是周边农民能够批量出售自己农产品的市场，李汉朝夫妇为了卖自己家种的豇豆，两口子从凌晨3点多起床开始摘，一直摘到天黑，然后夜里夫妇两人一人一辆三轮车骑到15公里外的新发地，新鲜才卖得出价格。村民李成友向本刊记者描述记忆里这对夫妇去新发地卖豇豆，感叹的重点不是勤奋而是节俭，“他们两口子，就找一个瓶子灌上自来水，一路骑车一路对嘴喝，骑到新发地赶个大早卖豇豆”。

　　在天宫院村，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勤力而节省的李汉朝，都算得上标准的好农民。
　　北臧村镇有23个村庄，天宫院村是最大的一个，直到2000年，按《北京百科全书·大兴卷》记录，这里仍有耕地3489亩。而解放初第一次测量，天宫院村则有1.0009万亩地——这是这个村所有人描述村庄历史的开头。村庄的命运转折当然始自土地承包，第一轮承包时，天宫院采取了绝对平均的分配原则。村里的耕地按横渠长排、赵家梨行、树行地分成三等，各家三等土地平均搭配。村小学老师王治邦第一次承包，家里5.5口人，分了8.94亩地，却分属11个地点——“承包地之间，从村东到村西，有的要走三四里地”。即使1998年最后一次承包，王治邦分家后仅有老伴一个人的承包地1.77亩，也分属三种不同等级。土地承包，对城市人而言，已经抵到制度终点；而对农民而言，却是开始，如何分配才是关键。绝对平均的土地分配，以及相距遥远的承包地——土地制度鼓励的是像李汉朝那样勤力的农民。

　　不过，承包地分散而且距离过远的问题，似乎从来没有困扰过天宫院村。天宫院的特殊性在于，上世纪60年代，村东边——村里人称为东油房的那一片土地被天堂河农场拿去使用了，天宫院村也归属农场管理。后来天宫院村与天堂河农场分开，村里反复争取，竟然从农场那里要回占地补偿费285万元。在上世纪70年代，这当然是巨额财富。村里拿这笔钱修了路，每家安装了自制的太阳能以及沼气池，还剩200万元存到镇里信用社，每年分得利息。后来这笔钱再次被大额使用是镇上干部杨德荣所为，他来村里蹲点3年发现这里的问题：天宫院村土地平坦，适合机械化耕种，但承包地过于分散却是矛盾。最后的解决之道是，在各家的土地承包合同里，备注一栏直到最后一轮承包仍然明确标注：“服从集体区域化种植”——只要村里各家承包地的种植品种一致，机械化即可实施。村里动用那笔存款为天宫院添置了机耕机种以及收割机各种设备，各家最后按自己承包地的面积收麦子与玉米即可。劳力当然由此解放。不过，无论绝对平均分配承包地，还是机械耕种，它所依仗的结构性条件是集体化。显然，这一结构性条件是观察天宫院村村民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必要构件。

　　按政府的统计，2000年，天宫院村农村总经济收入即达3524万元，人均4127元。与周边村庄比较，这里当然是富裕村庄。不过，对李汉朝那样的勤力而节俭的农民而言，村里的平均富裕之下，他当然想更有作为。自己承包的那点地，对于李汉朝，实在花不了太多工夫打理——他最初的选择是去到天津跟孩子的大姨合伙办豆制品加工厂，大姨负责生产，他则负责到处跑材料、搞销售。农忙的时候就赶回来干地里的活，一点没耽搁。但是，豆制品厂没能做成功，两年后就歇了。比较而言，李汉朝还算幸运，跑到天津做豆制品，大家也不认真计较。而村里在他之前想离开土地去做副业的，面对的村里的条件很苛刻：放弃村里的户口才可以。这当然是集体化思维的必然选择。村民杨振荣认真回忆良久：算起来，天宫院村只有两个人真的选择放弃户口去做副业。

　　对天津豆制品厂的失败，李汉朝自然心有不甘。稍后，上世纪90年代初，他又租下了村南的造纸厂，自己办起做建筑保温材料的小加工厂，曾经还雇到六七个工人。结果，这一保温材料厂最后也没有成功。为了做这个厂，李汉朝向马凤德借了8000块钱的本钱，几年后，马凤德孩子结婚要用钱，找李汉朝要，等了20多天，这笔钱才还给马家。后来马家才知道李汉朝这8000块钱还是专门跑到天津，去找大姨借的。李汉朝的好朋友，后来成为村主任的马永德跟他讨论过农民做生意这件事，马永德的结论很简单：“我们种地，一季收成不好，还有一季可能找补回来。但做生意，一亏就全赔进去了。”好农民李汉朝的生意尝试看来是失败了，他没有摆脱集体化的约束力，这其间原因，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马凤德家的院子与李汉朝的院子仅隔两家，他们是酒友。无论日常生活，还是在酒桌上，李汉朝都还算开朗、随和，也能说会道。但是，回忆起他们酒桌上所谈的内容，几个农民所讨论的差不多算得上是政治局委员思考的问题了，而李汉朝的生意以及他自己的家庭，从来不在他们谈论的话题之中。从朋友的角度观察，生意上的不成功，似乎没有太大地影响李汉朝。这也可以理解，对于像李汉朝这样不惜力也节俭的农民，只要有土地，相对正常的生活，从来不会是难事。

　　如果说李汉朝有什么烦恼，或许只可能来自他的儿子李磊。
　　由爷爷奶奶带大的李磊后来不爱说话。爷爷奶奶的抚养与父母的管教，其间落差最显著的表现，在村里人看来，就是李磊的沉默，像马凤德、马永德这些李汉朝的好朋友去到家里，最多只能听见他叫一声“大爷”，便再无任何言语——叫“大爷”，很多时候还是在李汉朝的要求下才叫的。除了沉默，村里人如果对李磊还有印象，就是“蔫大胆蔫儿坏”。有一回——李磊那时还是小孩子——李磊看见别人卖菜的钱匣子，抓起来就跑。在村庄里，大家都沾亲带故，李磊的这样的行为，无论怎样说，也算出格了。马永德就曾跟李汉朝说：这孩子你得管！李汉朝当然管，只不过方法很简单：揍！村民郑清友甚至还记得李磊被吊起来揍。结果，李磊更沉默了。他以前的同学后来在村里见到已经去了西红门的李磊，问他在干什么？却总是得不到清晰的答案，“李磊说话的声音太小了，完全听不清楚”。在天宫院，李磊以沉默面对所有人；而在学校，几乎没有老师还记得这个孩子，原因同样是他不爱说话，从不出众。17岁，李磊离开了天宫院，村里人对他的记忆更是一片空白。指望李磊像他父亲那样，在集体化格式的村庄里成为大家认可的好农民，显然已不可能。

　　不过，哪家没有一点自己的烦恼呢？李汉朝的生意与孩子，也就是普通北方农民生活中一点小烦恼，极其正常的内容而已。这座村庄也如其他北方村庄一样，按照自己的惯性一点点往前。一切都实在正常不过，在那个年代谁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的端倪。

　　　　　　　　　　　　　　　　　　　　　京开高速

　　在儿子去到西红门一年后，1998年，李汉朝的好朋友马永德竞争村主任成功。天宫院村民自治，民主选举村主任，当时还是北京市的试点，马永德赢得名至实归。马永德的成功，即使马永德本人现在向我们解释时，套用的也是当年的流行性句式：致富带头人。1988年，马永德承包了村里的果木林地，经过10年努力，已经获得足够令人眼红的收入。而村里其他村民在马永德的带领下，也跟他一样承包别人不要的荒地种植果木，结果当然也一样富裕起来。

　　对自己的财富，甚至赖以成功的果木林地承包，马永德口风极紧，并不乐意透露任何信息，有着传统中国农民的机灵。对于农民而言，成熟的耕地才是关键，比如天宫院甚至采取绝对平均的承包分配原则；但是，耕地之外，各村庄还有相对数量可观的荒地——在北方，因为风沙大，这些土地基本都是沙包地，开垦难度大，并不被重视。在马永德之前，仅有两户农民分别承包了50亩和30亩这样的沙包地种植果木树。这两户中的其中一户马广书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没有人想承包这样的沙包地，当时村里的鼓励政策是，承包的前3年不交承包费，从第四年开始才逐渐递增承包费。当年马广书能够有勇气承包沙包地，主要原因是他有一位在中国农科院上班的舅舅，有技术有眼光，他才有胆量。足够的时间给了他们成功的收获。以马广书所承包的50亩果木林地来看，直到1998年，全部承包费才涨到1.5万元。而这个时候，马广书每年能够从他的果木树里获得超过10万元钱的收入。沙包地的土地价值，在这时候甚至已经超过成熟的耕地。

　　荒地的价值实现，需要的是时间成本。在北方，桃树3年见果，苹果、梨树6年才有收成。最初承包的时候，农民能够承包土地多长时间尚未有定论，有勇气包下沙包地，当然不简单。1998年，土地承包合同定为30年的期限，这样一来，那些已经成为熟地的果木林地成为村里争夺的重点，承包费当然会涨。马广书的合同1998年到期，他没有获得续约的机会。而马永德竞选村主任成功，格局自是不同，他继续承包着自己的果木林地。

　　在那个年代，土地价值，对农民而言就是土地上能够产出多少收入，天宫院的村民看到的榜样是马永德们。
　　不过，马永德当选了村主任，却有机会比村民看到另一种土地增值的可能性。
　　马永德当选村主任一年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是京开高速的征地。国家征地，对于农民而言，天经地义，并无任何谈判的必要。京开高速所征天宫院之地，基本上是村里的开荒地，不在土地承包范围之内，除了50多户农民的宅基地受损需要补偿，耕地没有影响。这次征地，天宫院平静异常，看起来唯一需要解决的是那些受损的宅基地。这个时候，马永德展示了需要很多年后才能被认识的才干。

　　为了安置那些因京开高速征地宅基地受损的农户，马永德去镇上再三谈判，终于获得两块分别为80亩的宅基地。京郊农民的宅基地，一般是3分地5间房，即3分地上（200平方米左右）建5间房，天宫院土地多，基本格局是4分的宅基地。即按4分地的标准，天宫院受损的50多户农民，也要不了80亩的宅基地补偿。马永德解释说：“为了征地迅速，我的办法是过去4分地5间房的，补偿都按8分地10间房给。这样80亩宅基地也够了。但是，如果